[节选]日本对华政策趋强的背后因素

大唐帝国

日本为何对中国越来越强硬？为何在一些原本不是问题或者可以搁置争议的问题上屡屡挑起事端？为何频频触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这里面，既有国际大背景的因素，也有国内小气候的作用，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日本到底如何看待中国，是敌意的，还是友好的？

　　两个转型国家发生的碰撞

王珊：日本和中国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日本的转型主要是政治上的转型，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化，以前没有发挥的作用现在要发挥。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要在新世纪实现和平崛起，两个转型国家出现了摩擦和碰撞。问题的核心在于，日本如何对待一个崛起的中国。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中日之间一直是一强一弱，现在的日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从心理上坦然接受中国的崛起，有些日本学者曾向我表示担心，问中国崛起后会不会实行民族复仇主义？我说不会，中国的和平崛起是针对本民族的发展历史而言，是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来看的。

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薛剑：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目前的复杂局面，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主导性因素是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中日力量对比正在不断朝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是客观事实。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1／8，现在已接近1／3。这种情况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从未面对过的，日方难免感到不适应。鉴于中日两国近代那段不幸历史，日本国内一些人确实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以后会采取对日本不利的政策，于是本能地要利用一些问题对中国加以牵制和防范。可以说，只要中国继续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日本对华政策的这一消极面就不能完全消失。

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对日本未来向什么方向发展也不放心。这些年日本加紧推行政治大国战略，在政治安全领域突破的步伐加快。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政治日益右倾化，不时出现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众自然会对日本今后是否能与周边近邻和睦相处，是否会重走侵略扩张的老路产生严重忧虑。以上这两方面因素相互交织，使中日关系固有的复杂性趋于突出。

刘江永：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日在石油供求关系上从互通有无变为彼此竞争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中国自1993年以来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进口原油逐年递增。中日除了就俄罗斯石油管道的竞争外，围绕东海油气资源开发和海洋划界问题的纠纷也给双方关系带来新的挑战。虽然小泉首相曾表示“不能将东海作为争执之海”，主张“日中合作”，但日方采取的实际行动则似乎完全相反。据报道，为对抗中国的东海天然气开发，日本政府已决定对日本划定的专属经济区进行全面调查和钻探开发。

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的结果

刘江永：冷战后日本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政治右倾化抬头。所谓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日本政界占据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倾向。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潮曾占上风，自民党内右翼势力受到党内外较大牵制。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局剧烈震荡。主张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党(现社民党)沦为小党，日本政界形成自民党和民主党鼎立的“两大保守政党体制”。自民党保持第一大党的地位并可以联合其他小党继续执政。

自森喜朗执政以来，日本出现了保守政党执政中最右的内阁连续执政的情况，执政时间相对比较长，也比较稳定。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右翼亲台势力的影响明显增大。小泉首相上台以来独施组阁权，先后任用的经济产业大臣既是自民党内美化侵略历史的骨干，又是日本政界“台湾帮”的代表人物。台湾当局也认为在拓展对日关系方面有机可乘，竭力散布“台日”面临中国的“共同威胁”的谬论。双方可谓一拍即合。这就不难理解，李登辉为何欲以“观光”名义访日而在日本决策层内部未遇阻力。

外务省内的“知华派”受压，日本决策出现内阁中心及首相独断现象。随着森喜朗派在自民党内掌权，日本外务省负责中国方向的外交官也受到直接冲击。“知华派”经常被国内强硬派指责为对华软弱。他们的建议往往被对华强硬势力所否定。日本是一个“从众”心理比较普遍的国家。再加上人事竞争与政权更迭等内部任用制度，谁要与众不同地跟上司唱反调，只能受到孤立和冷遇。一些真心想促进日中关系发展的外务省人士，在国内政治右倾化压力下，发言权和作用相对下降，难有多大作为。

冯昭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整个社会思潮处于变化之中。现在，二战结束也近60年了，日本社会舆论和情绪认为不能总是以战败国的身份出现，在历史问题上不再愿意保持低姿态。过去，只要有大臣在历史问题上胡说八道，就会被撤职，日本国内也会有人出来批判，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整个日本社会要求摆脱战败国的身分，摆脱与此相关联的外交低姿态，在外交上不再示弱。

另外，小泉在国内的支持率一直在下降，小泉在中日关系上出牌越多，就越反映出他在国内的政治劣势。小泉实施的改革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邮政改革、农业改革触动的是自民党的政治地盘，反而使民主党的势力上升，自民党的日子很不好过。小泉屡屡出牌，就是要触怒中国，挑动两国关系紧张程度升温，这时民主党内年轻气盛的保守派政治家就会跳出来，造成该党的分裂，因为该党的上层毕竟是比较重视中日关系的。对小泉来讲，最大的威胁不是中国，而是民主党，小泉要用中国问题来对付民主党。

王珊：从国内因素讲，日本民族主义呈不断滋长的趋势，这与日本国内的经济不景气，国民心态的焦虑、急躁有关系，另外，日本一些右翼正是利用了这种社会思潮推行对华强硬政策。小泉首相并不反华，他在多次施政演讲中也提到中日关系很重要，他既参拜靖国神社，也参观过抗日战争纪念馆，他在历史问题上言行并不一致，行动往往前后矛盾，这说明小泉的行为是受某种政治力量支配导致的结果。

日本进入新一轮扩张躁动期

彭光谦：日本对华政策的咄咄逼人，与日本的军事扩张传统也有关系。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处于一个调整的关键期，或者说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扩张躁动期。历史上，从丰田秀吉统一日本列岛起，日本进入第一次战略扩张的躁动期，三次发兵朝鲜，以失败而告终；第二次是从明治维新直到二战战败，将近80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一年都没有停止军事扩张的行动，与中国有关的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为什么总是试图向外扩张？主要缘于它的岛国特点，岛国缺乏资源和战略空间，日本人不能满足于小岛生存，因此想摆脱岛国地位，成为大陆国家，这种心理在日本是深深扎根的。当然，对外扩张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二战后，日本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扩张目的。但是，随着经济实力的强大，日本的政治野心也越来越膨胀，特别是近些年来，中日力量对比出现变化，日本担心自己在中日力量对比中处于下风，担心中国的强大削弱它的国际影响力，担心中国的统一切断它南下的生命线，它对遏制中国有战略需求。因此，日本新一轮扩张躁动是与遏制中国的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因素不容忽视

王珊：美国因素是导致日本对华强硬的重要方面。冷战时期，中美日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同盟关系。冷战结束后，中国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下降。从美国的传统东亚政策来看，美国从来都是以次强来抑制首强，虽然中国还远未达到首强的地位，但美国的这种政策一直没有改变，日本正是借助了这种思路，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干涉中国内政。

冯昭奎：由于日本战后一直将美国当成保护神，美国因素在中日互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中，也存在一个恶性循环：日本右翼越是夸大中国威胁，就越有理由靠拢美国；而越是得到美国撑腰，它对中国就越强硬；而只要中国回应右翼挑衅，它就越会夸大中国威胁。

彭光谦：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历来是控制和利用的，现在，控制的一面开始松手，想利用日本来制约中国的发展，这是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的。在美国以欧亚大陆地缘战略为基本出发点的全球战略中，中东是当前的重点，东线只能靠日本，美国的另两个盟友澳大利亚和韩国都已表示不会插手台湾问题，只有日本可以利用。而日本又想借美国的势，搭顺风车，在美国的羽翼下进一步壮大自己，两者一拍即合。美国的新帝国政策与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倾向正在合流，但结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原载：为困境中的中日关系把脉:中日民间感情陷于怪圈

http://news.163.com/05/0329/11/1G0OSSRC0001124T.html

大唐帝国

http://jczs.sina.com.cn/2005-03-29/1402276802.html

特约时评

　　日本军国主义阴霾为何不散？


　　日本人具有一种双重分裂人格，身心往往不一：拥有驯服的身体，却无驯服的心灵；截取了中华“仁”学说之形，而抛弃了精华之魂。所以，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一针见血指出，相对于欧洲的“罪感文化”，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其强制力来源于外部而不是内心。现实中，日本和平宪法只是一个军国主义阴霾的外在“紧箍咒”，而日本人却常常对外在的东西“口是心非”，试图消除外在束缚而重获“新生”。事实上，军国主义思潮在日本具有极强的社会文化土壤。近日，日本大张旗鼓进行“大和”战舰重建与电影的宣传，这只是散布于民间的军国主义阴霾之冰山一角。麦克阿瑟说过：“要把日本人民从军国阴霾的悲剧中拯救出来，不仅要驯化日本国民身体，更要驯化日本国民灵魂。”说白了，也就是说不仅要“驯化”日本上层统治者，更要“驯化”日本下层民众。1955年和平宪法制定，美国更多的是“驯化”日本统治者，而忽视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民间土壤”，此为军国主义复发危险之祸根所在。对待日本不散的军国阴霾，需要更强大的外在强制力，如果对军国主义的罪恶作无原则的妥协，那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