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几千万”是人类历史上最卑鄙无耻的谣言？平阳各村有饿死人事发生吗?哪村最多啊

万全练川

万全练川 发表于 2011-9-7 11:19
你比造成无辜饿死人的人还残忍，一样的极端。我看是猪一样的人才害怕和欣赏这类猪一样的人写的分析文章， ...

呵呵，原话奉还
失地农民  ——【懒得理你这鸟人，该割你的乱抛！！！】，懒不看帖，还瞎评论，一边勤快去 。

天蓝蓝

国情就爱骗人有什么办法！

职业乱来

万全练川 发表于 2011-9-2 18:13
呵呵，这事在平阳明显不可能，没证据不好瞎讲的。

我爷爷都能讲出哪个村哪个人怎么吃饿死的人，然后被抓住后。怎么反驳。小时候我爷爷就经常讲以前没饭吃的事情。

万全练川

转载：饥饿的回忆 http://www.yhcqw.com/html/kwgnew/2011/126/1112618247510EA8224F5H6123G4IA6BIF.html
黄志谋

2011年1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我出生在桂西山区凤山县的那片不算富饶，但也不算是贫瘠的黄土地上。世世代代，我的先人、亲人们在这片黄土地上倾注着毕生的精力，浇注着辛勤的汗水，等待着这片土地上的春华秋实，期望着一代又一代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丰衣足食，也守侯着那份与世无争的淡定从容。

1958年以前，我的家乡虽然不是富裕，但我们总算还能吃饱饭。1958年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放卫星的烈火似乎烧过了头，一场饥饿梦魇便随之而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年，一场大饥饿突然而至，黄土地上的人们陷入生存难保的万劫之渊。

1959年以后，正在长身体的我们留下对“饥饿”的终生难忘记忆。那时，除了粮食，几乎所有的副食和蔬菜都没有了。刚开始，人们还可以从公共食堂里领到少许的蒸饭，即使吃不饱肚子，也还能将就熬过一天。到后来，谁都没有吃的。为了生存，只能吃树皮、野菜，吃牲口才吃的野草，吃拉不出的观音土……小孩熬叫，大人叹息，生产陷入停顿，生存听天由命，万劫不复。

那时候我还是凤山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在一个礼拜六下午，我和我的同村同学从学校赶回村里过礼拜天。在不足4华里的盘山路上，就有5个饿死人的尸体横躺在路上，几乎每隔不到一里路就有一只饿殍，其中有一个还是我的亲大舅，我妈的亲哥哥。是我首先发现大舅死在盘山路上，然后跑步到外婆家给外婆他们报丧的。后来听我表姐说：大舅是饿得无法忍受，想爬到县城去找儿子、我那位表哥要点东西吃，不想，已经有几天没有饭吃的他，饿倒在盘山路上，成为那个年头千千万万个饿死鬼之一。

在我大舅饿死后的两个月，百色地区行署专员赵世同来到凤山县检查工作。这位曾经在凤山县带头闹革命的共产党官员，了解了凤山县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后，愤怒地拍着本县县委书记的桌子，大骂这个县委书记是混蛋官、草菅人命官。接着，他下令开仓放粮，把仓库里的蓄备粮紧急调运到饥荒最严重的村寨。后来，赵世同一直被凤山的老一代人称为“赵青天”。

不过，当年年幼无知的我，却抱怨赵专员为什么不早两个月来到凤山县，也抱怨凤山县的大大小小官员们为什么没有赵世同那样良知和良心。

毛泽东的“大跃进”悲剧，首先在于他这时已经不能真正了解农民与农村的实情，却有太多的民粹主义情绪。他害怕农村中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他看不到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其实就是社会的进步。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了解，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然，他也不愿意了解不符合他的心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他的晚年，总是认为资本主义一切都是坏的，这是他的晚年悲剧。

大跃进、大锅饭、大集体的必然结局，就是使农民丧失了自主性、丧失了积极性。农民既然是一群在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的人，如果没有了自己能够支配使用的土地，农民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农民了，他们就变成不会耕田种地了。

中国人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指1959－1961年这三年。那时候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大饥荒，各地农村都有饿死人的，谁都承认这件事，只是饿死的数量不知到底是多少。

在主要是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和撰写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这本书里，有一个毛泽东的“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配有照片，上面的文字说明写道：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的一套菜谱。这菜谱并不是宴请客人摆酒席用的，而是毛泽东的日常伙食。其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原文如此）、咖哩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

书中还说，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考虑到毛泽东喜欢红烧肉，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就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

毛泽东困难时期吃不吃肉，本来是一件不需要大肆宣传的事情。作为一个国家，必须保证其领导人的安全、健康，不然的话，国家机器就无法运转了。国家再困难，也不缺这一点肉！身居最高位的毛泽东，给国家出个好主意，不知会创造出多少财富，让多少人民受惠。问题是：过去一直有一个宣传材料，总是说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为了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就不吃肉了。这件事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我们不应该神化什么人，也不应该妖魔化什么人，但我们看了1960年毛泽东的菜谱之后，觉得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还是不要传下去了。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应该不相信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一年能够每亩产出“13万斤”粮食的神话。可是，这样的神话，竟然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的头版头条，许多人为之欢欣鼓舞，欢呼这史无前例的“特大丰收”。虚报粮食产量的结果就带来大征购，促使全国各级干部下乡对农民进行反“瞒产私分”。在广西邻近的贵州省，有一个叫帅好的省粮食厅干部撰文回忆道：在1959年4月上旬，国家粮食部召开会议，因为中央给各省下达的粮食征购任务太高，各省对粮食的购、销、调、存政策一片叫喊声。根据中央指令，贵州当年粮食征购任务为36亿斤，秋收过去五个月了，入库为26亿斤，其中还有5亿斤为虚报数字。

牛皮吹得太大，困难越大。硬着头皮说有中国当年有7500亿斤产量。4月下旬，中央直接给各省委和粮食厅党组发电报，责令：一，粮权高度统一集中；二，压缩本地销量，确保上调中央。

政治制度不良和战争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它对饥荒的责任远远超过经济落后和粮食歉收。但责任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自然灾害。人民权益的丧失会恶化饥荒的后果，使得本来容易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

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防止饥荒再次发生的不只是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增不了产。所以说：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有人说，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了大饥荒。对于这一点，我是有深切体会的。在人民公社的体系下，社会救济系统消失，人们连在哪里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不仅不能有“自留地”甚至连锅碗瓢勺都不许拥有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如果农民能保有一小块“自留地”，如果拥有最低限度的“人权”——任何人无权任意到农民家里搜尽最后一粒米、拿净锅碗瓢勺——怎么也不会有以“千万”为单位的人饿毙。

历史好不容易走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分田单干”，是那个年代农村的缩影。还是这片黄土地，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指导下，我的乡亲们，对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付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干活总有使不完的劲，种庄稼总有挖掘不尽的潜力。他们深知“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的道理，他们总能根据季节变化应时干活，四季交替，从不懈怠，尽量避免“大集体”时期的“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覆辙。

建国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黄土地的面貌发生了太大变化。作为“三农”的载体，黄土地承载了太多的使命，她对整个国家是不可动摇的根基。目前，落后的黄土地是整个社会无法绕过、不得不面对的。国家在制定、落实政策时，不能满足于纸面上漂亮的数字，更不能因部分人对“有树有园有几亩田”的短视向往，而“屏蔽”掉对黄土地的人本关怀，既要身临其境感受空气的新鲜、民风的淳朴，更要对单调的生活、长久的牵挂、脆弱的保障感同身受。同是共和国的土地，与城里的那片土地相比，黄土地的内心深处是否隐隐作痛，是否在无声地呼唤“给我更多的关注”？

六十年，弹指一挥，黄土地上“换了人间”。但是，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作者为已退休新闻工作者）

北戴河

万全练川 发表于 2011-9-7 21:34
转载：饥饿的回忆 http://www.yhcqw.com/html/kwgnew/2011/126/1112618247510EA8224F5H6123G4IA6BIF.html
...

"炎黄春秋"的基本上是一面之词，跟"乌有之乡"有得一比，反正我是不太信的。

万全练川

李寅初：“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发布时间:2011-07-06 09:23 作者:李寅初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4232次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 ... _20110706387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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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正式出版。《党史第二卷》所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29年的历史，涉及诸多重大事件与人物，如土改、反右、文革、毛泽东、刘少奇、林彪等。关于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臧否，学界与媒体一向争讼纷纭。诸多热点中，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书中对1958年至1961年，即俗称的“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的表述。


　　在《党史第二卷》中， 有关“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是这样的：“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有报道称这是“首次披露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亡人数为1000多万的官方统计数据”。此说遭到多位参与撰写此书专家的批驳。


　　以我目前所见，早在1991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中就早已公布过相关数据。另外，在薄一波的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亦有类似说明。本次表述除了将“一千万”、“九个县”改为“1000万”，“9个县”以外，没有任何变化。


　　《七十年》和《党史第二卷》两书中所述“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仅指1960年一年，而非整个“大跃进”期间，“人口减少1000万”包括正常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七十年》，《党史第二卷》给出了相关数据来源。“1000万”来源有二：一是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二是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的数据则来源于《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当代中国人口》。


　　其实《党史第二卷》涉及建国以来29年间的大量历史数据，但全书对这些数据罕有详尽注解，相形之下，著者如此对待 “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问题，颇显意味深长。


　　2


　　1958年至1961年一般也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于这三年的“大跃进”带来的最直接，也是最惨痛的后果是普遍的大饥荒和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在医学上，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种。造成“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最广泛也是最直接的原因，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饿！一度，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售七天，天津是十天，上海甚至只能靠动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许多地方居民，尤其是农村地区，因为食物缺乏、营养不足普遍发生浮肿病，育龄妇女绝经，患肝炎者增加。


　　1958年到1961年，这三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数十年来，海内外专家依据各种资料与研究方法，做出了不同推算，从数百万到1000万到7000万不等，数据差异之大，有如天地悬隔。这种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状况，在许多著述中都有所反映。


　　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丛进撰写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在其近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中，经过估算提出“1958年、1959年和1960年的3年共计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人口1500万人，其中1960年约为1000万人（995万人），196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6‰”。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则认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700万~4000万人之间”，这是一种较为折中的说法，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仍有2300万的波动。


　　以上三条数据只是我从手边现有的几本通史性著作中的“顺手牵羊”。另外，还有很多专攻“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问题的著作和文章，举不胜举。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详细介绍了美国著名人口学家A.J.科尔（Coale A.J.）教授、中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教授的研究。两人以我国公布的相关年份人口普查资料和生育率为基础，科尔采用线性公式估算认为我国1958至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680万，蒋正华则采用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估算认为此时段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李成瑞认为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字与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对其进行技术性修订后，按其计算方法，非正常死亡人口应为2158万，但两者相比，蒋正华教授的研究科学性更高一些。


　　近年来，我读到的最新的，也是我最为信服的，关于“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研究，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中国人口科学》杂志，曹树基发表了“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他采用了人口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县市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并参考近千种各省地方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数，以清代“府”为基本单位（曹认为如此可以避免因县级行政区变动而造成的误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3250万。


　　现实中，相对于多数人“纠缠”数据的准确与否，还有一种“异类”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所谓“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达上千万根本就是一个愚弄世人的弥天大谎。《党史第二卷》出版后，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即在互联网发表文章，援引孙景泽等人的说法，认为《党史第二卷》中关于“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严重夸大，1960年我国真实人口比1959年甚至还“增加115万”。


　　对于想要了解历史真相，又觉得“正襟危坐”的学术研究读来寡然无味的读者来说，还有一类文学价值颇高的作品可供参考。


　　在此推荐两位“杨”姓作家：杨继绳与杨显惠。杨继绳原为新华社高级记者，他广泛搜集了“大跃进”时期的原始档案、回忆录等，在其于香港出版的专著中，他用较为纪实的手法，全景式地反映了那一非常时期的种种“非常”，保存了最为鲜活的“历史记忆”。杨显惠，天津作家，从2000年开始，他接连发表多篇纪实性小说讲述了“大跃进”时期甘肃夹边沟等地的故事，后结集为《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等出版。


　　3


　　“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是多少？很令人遗憾，对此问题，尚未有“众口一词”的答案。


　　《党史第二卷》中仍然沿袭《七十年》中的表述，无疑也是此种人言人殊困境的一种反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了得出更权威的数据，撰写者们曾无数次讨论，但永远统一不了，引用任何一种新的说法都会引起争论，最后只能袭用《七十年》中的表述。但我以为，《七十年》中的表述显然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回避了1958、1959、1961这三个关键年份的数据，即使是1960年的“1000万”也是笼统的，没有做出更细致的“正常”与“非正常”之分。


　　为何 “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准确数据如此难以得出？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曾发表文章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点出了部分困境所在。他从人口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虽然“非正常死亡”是研究“大跃进”时期人口变动所普遍使用的概念，但多数研究者所理解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是一个无法严格操作化的概念，沿此思路本身就难以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果。再加上建国初期人口统计体制屡经变动，尤其是农村人口的统计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干部的素质，数据可靠性较差，关键年份数据缺失等等诸多客观原因，困难之大，显而易见。


　　无论“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不管它是几千万，几百万，还是几十万，几万，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在《党史第二卷》中，对“大跃进”的历史有着客观地描述，对引发“大跃进”的原因亦有切实反思，对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没有回避，其沉痛教训毋庸置疑地应被我们后人铭记与反思。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经济学良心”之誉的阿玛蒂亚·森，在对世界各国的大饥荒现象进行研究后，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只要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就从未发生过真正的大饥荒。而新闻能否自由，很显然与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紧密相关。阿玛蒂亚·森特意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援引了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段讲话：“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这也许可以是我们反思“大跃进”的起点之一。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来源日期：2011-07-05 |

白云天

中国到那个地步都是姓毛的那个畜生干的恩，应该说他是畜生不如啊~~~~~~~~~~~·

君子5818

只存在于遥远不可确信的外地传言和网络 ...

6543210

{:soso_e136:}

愚民

这是百度词条“大跃进”中的内容：
　　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 主要死因为饿死。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浮夸风”作为“大跃进运动”的症结之一，首先在当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就是大量农民的饿死。另一方面其影响甚远，大跃进之后的几十年甚至直至现在，在大陆社会主要体现在政界，为了追求政绩，不少党政领导特别是有些主要领导，仍旧使用虚报数据，如财政收入、GDP总量、国民收入，甚至计划生育玩数字游戏。
　　所以只关注过去缺乏建设性，改变现在、展望未来才是我们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