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曾有这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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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对民族的兴亡提出了三个严峻结论：民族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晶体，是大浪淘沙的结果。任何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曾经经历了种种严酷的生存考验。无论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岛屿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够稳定的占据一定的生存空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时间阶段，她就获得了自立的根基。但是，纵然有了这个根基，也并非每个民族都能够确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断，不骤然消亡。稍微留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许多令人不胜惋惜的民族消亡案例。

　　在五六千年前就以法制文明规范社会生活方式的巴比仑人，可谓人类第一朵灿烂的文明之花。可是，她如今在哪里呢？三四千年前的希腊人，在爱琴海诸岛创造了辉煌文明，其哲学、法学、神话文学至今还都是熠熠生辉的明珠。然而，那些“希腊人”如今在哪里呢？两千多年前的亚平宁山地人以绝对的尚武精神吞并希腊横扫欧洲而建立了罗马帝国，可是，那些罗马人如今在哪里呢？(对历史无知而又骂口常开的新新人类们，可别将今日希腊、今日意大利当成了古希腊与古罗马)。 在墨西哥高原留下神秘踪迹，以至于被某些颇具想象力的“家”们说成是“外星人”的那个发达民族，如今在哪里呢？创造了金字塔与诸多伟大文明的古埃及法老们的族群，如今在哪里呢？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佛教文化，可是其中间几百年的历史却是一个中断的黑洞，今日印度人竟是忝居古印度人后裔的光荣！蒙古人曾经横扫欧亚、统一中国，建立了其广袤无与伦比的草原帝国。可是，以国家实体为依托的古蒙古人，数百年间却国亡族破，至今仍然支离破碎。中世纪的铁血帝国拜占庭、奥斯曼、神圣罗马，同样也是灰飞烟灭，其主体民族星散消亡于人类海洋了。还有那些绝对尚武的强悍王国，马其顿、波斯、波希米亚、大月氏、西夏、辽、金、楼兰等等等等，一个个都成了供人凭吊的遗址，当时的主体民族也都星散融会，那些独有的文明也都成了漂浮于人类天宇的流星。

　　为什么？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因为那是经过漫长严酷考验的、能够证明自己其所以优秀的事实。那种无法撼动的事实中存在着一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强大力量，存在着百试百灵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与饱满激扬的生命状态。紧要关头对历史的反思，往往能激发一个民族的智慧与勇气，从久经考验的生存大技巧中创造出适合于本时代的生存谋略。

　　所以，审视自己的原生文明不是虚幻的发思古之幽情，它完全可以成为创造新的历史的出发点。要解密中国民族在无数次生死存亡关头的求生奇迹，以开拓我们的战略视角，就要从我们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的基本方面。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一个民族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谋略等一系列稳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改变， 将长久的甚至永远的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与发展潜力。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她就是这个民族身上的“胎记”，永远不能磨灭。一个基本的交代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原生文明 形成后的第一波惊涛骇浪便是统一的大秦帝国的建立，从而使中国文明万源归一，形成中国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后，中国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波澜便壮阔的展开。

　　民族生存的根本在于抵御外来族群的欺凌与侵略。也就是说，战争能力的文野强弱，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战争能力低下，或迟或早都要灭亡。这是民族发展史的铁则。中国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长的耐久力，根本之点就在于对外来危险无与伦比的抵御消解能力。在数千年沧桑中，这种能力已经臻于化境，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总结中国历史，这种抵抗艺术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强力反弹，有限扩张。面对强敌，坚决反击，此所谓强力反弹。反击胜利，适可而止，此所谓有限扩张。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思汗式的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刹车却极难。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西夏、辽、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涸。否则，这种把握如何称得上艺术境界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春秋战国的学问家流派中，兵家堪称威名赫赫。在中国，知兵而成“家”成 “学”者，绝非浪得虚名。中国历史上的兵家有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全部是文职军人出身(请注意，名将才是职业军人)； 其二，同时都是身居要职的政治家。

这两个形式特点，反向的说明了中国军事思想必然不会是单纯的军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带有深邃的社会人文价值。假如不是历史尘埃的淹没，中国的经典兵书绝非只有《武经七书》。

　　姑且只说《武经七书》的作者：《六韬》的吕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显然是个老学者。《孙子兵法》的孙武本是齐国名士。《吴子兵法》的吴起是鲁国名士。《司马法》的司马穰苴是晋国的司马(文职国防部长)。《尉缭子》的作者是魏国国尉缭，同样是文职国防部长(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司马、国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国防长官，只有大将军、上将军等各种将军才是三军实际统帅)。《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李世民不消说是个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另外，失传而重见天日的《孙膑兵法》的孙膑，更是文人学子。《孟德兵法》的曹操，四言诗写得惊世骇俗。一言以蔽之，举凡中国留有军事著作的兵家，没有一个赳赳武夫。这样的兵家们所锻铸的用兵原则，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孙子兵法》开篇就是《始计》――即庙算，即战略运筹。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个论断代表了中国民族对战争的最高境界的审视。战争对军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对国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战争才是国之大事！《司马法》则开篇就提出“以战止战”、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警世格言……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民族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是冷静清醒的，是坚决排斥盲目性的。

　　中国民族整合统一的大智慧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每次面对分裂，统一立即成为中国民族的最高理想，并且绝不动摇。

　　民族的最高荣誉总是给予能够领导统一的英雄领袖，民众追随的目标也立即汹涌澎湃的倒向统一力量。中国人总是将分裂内乱视为“国破”，又总是将“国破家亡”连成一条最简单的因果直线，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视做天经地义的逻辑。这就是中国民族面对分裂的思维定式，一种永远不能改变的民族价值观。请每个中国人牢牢记住，这就是中国人历经数千年锻铸出来的精神利剑，光芒闪烁，充满霸气――对分裂者没有道理好讲，就是必须统一！

　　其二，

　　痛下杀手，毫不手软。中国民族对分裂势力的杀伐决断远远狠于对外来势力的运筹抵御。对外用兵，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般都极为谨慎。但对内消除分裂完成统一，中国民族从来没有优柔寡断。在是否统一的问题上， 中国人从来没有决策过程。要决定的只是一个，如何打？而且，统一战争从不顾及力量对比，打败了也要前赴后继的再打。每每是统一战争，中国史书都触目惊心的记载着“血流漂杵”“浮尸百万”！那些最大规模的战争，往往不是发生在抵御外侮中，而是发生在统一战争中。战国的长平大战，秦赵两国共出动雄师百万，一战消灭赵国五十万大军，从而创造了古典战争的最高典型。对外战争虽然也同样有著名战例，然则就战争规模而言，远远不如中国内部的统一战争。诚实的说，几千年历史上，能在中国人马前走几个回合的外敌，还确实没有几个，虽然近代以来我们也有过战败的耻辱。但是，内部分裂势力却是同样优秀的人种，就不能不碰撞出最为绚烂的战争火花。这种为了统一不惜付出最大代价的拼命精神，最充分的体现了中国民族刚猛勇武的一面，足以使任何分裂势力先自气短三分。

　　其三，没有谈出来的统一，只有打出来的统一。这是残酷的事实，痛苦的经验。从本质上讲，统一意味着分裂一方的阴暗命运，丢失政权并遗臭万年，盲目追随分裂的民众也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设若抵抗并战而胜之，安知分裂者不能争得统一的权柄？这种幻想每每支撑着形形色色的分裂势力与动乱势力，使他们几乎永远不可能回到“和平统一”的轨道，而总是选择刀兵相见――战场上说话。

　　国有国情，族有族情。不要说世界上已经有和平统一的先例，更不要说和平是世界的主流。请牢牢记住，世界在变，但人性没有变，各民族的独特精神也没有变，残酷竞争的主流更不会变，而且永远不可能改变；中国民族几千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统一经验，绝不会因为世界出现了电脑、原子弹、卫星、航母等一大批新劳什子而突然过时。

　　从本质上看，统一没有玄妙的技巧，更没有我们祖先没有想到的奥妙。中国人纵横捭阖施展谋略，那可是如同儿戏。几千年几百代无数能踢能咬能不够者看穿了的东西，绝不会走眼的。想要中国统一强盛，还得有祖先强势生存的铮铮傲骨与巍巍霸气。

　　世界有多少个民族，便有多少种生存文明。在漫长的生存竞争历史中，不计其数的文明形式伴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成为飘散的文明粒子。同样，不计其数的民族也因为自身文明的脆弱，而导致民族主体在竞争中的灭亡。文明形式是民族生存的特殊本质，民族形式是文明存在的特殊载体。一而二，二而一。文明形式与民族形式的命运具有完全的历史同一性。迄今为止，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民族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文明，更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文明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民族。

从本质上说，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就是这个民族的全部生存方式。从民族竞争的意义上说，民族文明是该民族特立独行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又是该民族抗击其他文明蚕食的本体武器。文明形式有多么饱满，民族的生 命状态就有多么强大；文明形式有多少缺陷，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少死穴。

　　漫长的历史兴亡，一再证明了这个残酷的真理。

　　与中国春秋战国大体同步的古希腊文明，是一种温和脆弱的海岛民族的文明。尽管这个文明中所蕴涵的深刻的哲学、理性的法学、浪漫的神话与一些著名的科学原理，已经成为人类不朽的文明遗产。但是，古希腊文明缺乏一种内在的强悍与巨大的生命张力。她们关注深邃的生命存在的意义，所以诞生了深刻的哲学。她们关注自己存在秩序的文明化，所以诞生了法学。她们沉溺于浪漫的幻想，所以编织了灿烂的神话。然则，一个拥有如此文明的民族，却竟然没有诞生兵学著作――一种伟大抗争精神的结晶！这只能说明，对外部世界的防范抵御的意识，根本没有成为这个民族的文明组成部分。最终的结果，古希腊民族没有逃脱灭亡的厄运，被文明落后的罗马民族的步兵无情的消灭了。文胜于质，是古希腊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希腊民族悲剧的必然所在。

　　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则是战马剑盾铸成的刚性社会。他缺乏丰厚渊深的原生文明，又拒绝汲取古希腊文明而改造自身。虽然强悍，却没有柔韧的文明根基。罗马帝国留给人类的，除了庞大的斗兽场、血腥的奴隶角斗场、 无数的征服战例、奢靡的沐浴方式与酗酒恶习，以及一部《罗马法典》与哲学诡辩派之外，还有什么呢？对于一个存在千年左右的世界性帝国，其主体文明竟然如此贫瘠，确实令人不胜惋惜。 惟其如此，在历史岁月的侵蚀中，罗马民族最终无声无息的解体了。倒是曾经被他征服的许多民族，依旧没有灭亡。质胜于文，这是古罗马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罗马民族悲剧的必然所在。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战争与暴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文明形式本身的冲突竞争。生活方式是否具有包容性？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 信仰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并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国家形式、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形式的亲和力等等 等等，是否具有坚实的根基？是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归纳起来，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方式，对本民族个体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强烈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是否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 文明冲突是民族竞争的“软”形式。它更为长久的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文明形式不具有弹性（包容性与亲和力）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的尊严极端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式文明。这种文明的民族，必然陷于 连续不断的外部冲突与内部族群文明的冲突，谁也容纳不下谁，最终导致整 个民族的衰落。历史不乏文明冲突导致战争与对抗的例子。

　　十字军东征大约是中世纪东西方文明冲突最典型的战争。所谓宗教圣战，

　　无一不是文明冲突引发的战争。就现存文明民族而言，在文明冲突中受伤害最深的恐怕莫过于以色列民族。一部《圣经》中的一个故事（即或这个故事是信史），一个犹大，使以色列人在西方民族（文明）宗教世界堕入了万劫 不复的地狱。

　　一切对犹太民族的残害杀戮，莫不起源于这个“神圣”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民族的灾难至今仍然没有结束，因为某种文明的狭隘与偏见仍然没有结束。

　　中国民族的圣人是孔子。孔子在世时的敌人多如牛毛（有没有出卖过孔子的叛徒？我不清楚。请热心的网友查证）。可那个中国人要将孔子敌人的后裔当作异类消灭，那在中国民族看来简直要笑掉大牙，连认真的愤怒都不需要。可能有人说这是不伦不类的比较。我倒认为非常的能说明问题。假如说出卖孔子的叛徒还没有找到，那么出卖武圣人关羽的孟达总是真有其人吧，还有割去了关羽头颅的潘璋（东吴大将）也是证据确凿吧。可是，非但封关羽为“圣”为“王”的政权没有下令将潘璋、孟达的后裔（潘孟二族）斩草除根，就是那些最讲“忠义”精神、尊关羽为“鼻祖”的中国会道门们，也没有对潘孟二族寻仇。中国民族在汉代之后最痛恨的人是秦始皇（姑且不说对不对），可是秦姓依然在繁衍，以致出了个遗臭万年的秦桧之后，竟然姓秦者依然如过江之鲫！

　　不要说中国文明不认真不严肃没有仇恨意识。斤斤计较仇恨的文明永远不会 “泛滥”为汪洋恣肆的文明。说到底，还是文明的“海纳”问题。

　　中国民族在历史上遇到的文明冲突大约有四种情况：一、外来民族入侵而被趋赶后，残存人口保留的文明。二、自愿归化的少数民族的文明。 三、和平往来中流入中国的外来民族文明。 四、周边民族的文明伸展。以上四种情况，大约每个民族（尤其是大民族）都会或多或少的遇到， 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四种情况。

对待文明冲突，每个民族并非都是相同的对策。

　　就整个欧洲而言，可以说文明形态并无大的差异，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欧洲就是一个大的文明形态。其文明形式的差异，绝不会大于中国西北与岭南人之间的差异。西方学者动辄精通十几种语言，恩格斯能“结结巴巴的说二十多种语言”，即或普通的文化人大约也能通晓三五种语言。这就是文明基本标志―― 语言文字的相似性。而在中国，除了文字的统一，语言可真是千差万别，江南岭南数十里不同语的山区大有在者。饮食、居住、婚姻、风俗等等，也自古有“十里不同俗”之说。

　　然而，中国却是一个拥有稳定的共同文明的大国。欧洲却从来都是由许多许多文明相似的国家组成的民族生存区域。这就是民族文明消解冲突的能力所致。

　　中国文明对前两种情况下的文明冲突，总是有着一种伟大的情怀――“以仁为本”。具体说，不夺其地，不变其俗，不杀其人。即或对于那些曾经以野蛮方式对待我族而后来成为失败者的夙敌，也不睚眦必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春秋对夷狄，秦汉对匈奴，隋唐对胡人，明对蒙古，民国对满族，二战中对日本战俘，抗美援朝对美国战俘……不要说中国人应该狠毒。正是这种伟大的“王师”气魄，使中国文明保持了饱满的文明正义的资本，从而在危亡关头敢于大无畏的面对任何强敌。整个农业文明的数千年，中国屡屡面对无赖民族的纠缠，但却从来没有丧失高贵的人性尊严，从来没有与无赖之敌一起堕入灵魂的地狱。中国文明中历来有“杀降不详”的价值观念，从不推崇那些残暴杀降的功臣。

　　一个典型例子。战国秦昭王时期的统帅白起战功卓著，每战拔城十座以上，最后打得山东六国无人敢于挂帅迎敌。后来的长平大战中，白起秘密挂帅，一战灭敌五十万，创造了中国兵法的最高典型，堪称战神当之无愧！然则由于他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却被中国的正统史家永远的打入另策，从来不列为名将褒奖（当代研究除外）。相比之下，日本民族的靖国神社堂而皇之的供奉肆虐屠杀的 “英雄”，除了说明这个民族没有多少名将英雄可供奉外，民族文明的卑俗猥琐的价值观当是更为深层的原因。

　　对和平流入的外来民族的文明，中国文明历来持包容态度，任其自生自灭。

　　苦难多多而又号称最难同化的犹太人，在北宋朝时期，曾经有四百多户流入开封，百年之后竟全数变为中国人。二战时期，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大国敢于接纳犹太人，然则民国政府对流入上海的大量犹太人，却没有因为世界法西斯势力的猖獗而拒绝接纳，成为为数极少的敢于接纳犹太人的国家之一。据一则资料，中国虽然曾经长期谴责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并大张旗鼓的站在巴勒斯坦一边，但犹太民族对中国的攻击立场却一直保持沉默，原因就是只有中国在犹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敢于以国家形式接纳犹太难民。中国民族也不是没有扩张（虽然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据的范围内）。但是，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中国人的国策远远比欧洲移民（后来的美国人）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伟大高尚得多。与日本民族的大屠杀、日耳曼民族的种族灭绝相比，更是民族文明的两重境界。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绝对能够从它的战争方式中表现出现出来。侵略战争与有组织的战争暴行，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堕落。这种野蛮的堕落，将这些所谓的发达民族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文明在对外战争中所具有的人道主义光辉，永远是世界历史的一盏明灯。不要因为我们落后了，就将那些曾经是野兽般残酷屠杀与掠夺世界的所谓发达文明，看得如同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道貌岸然。对那些家伙别太当真。历史的发展终究是平衡的，一个依靠屠杀掠夺其他民族而积累了原始资本的血腥民族，不管他后来戴上了何等光芒闪烁的桂冠并且以世界领袖自居，他 终究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列宁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历史的报应”， 好象还举了印度与英国作为例子（请那位网友论述一下，我一下记不清了）。

　　这是民族生存竞争的法则之一。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请记住中国人的这句老话。在世界大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会象中国民族这样具有文明的正义性与资本的正义性。中国民族没有文明历史的大血债，没有资本掠夺的大 血债。中国的崛起完全依靠着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不要以 为这种伟大的文明情怀是一种迂腐，她是人性文明的高贵所在。一个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能够始终如一的保持这种高贵的文明心态，即或是一时落后， 即或是曾经屈辱，也无法掩盖她不朽的万丈光焰！

　　想一想，法西斯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为什么偏偏诞生在自诩“最优秀种族”的日耳曼民族？而对这种邪恶“主义”的毁灭性失败，很少有人从其文明根源中去探询，却围绕战术与武器找原因。这种卑劣与浅薄以 日本民族为甚，至今还在喋喋不休的探讨“二战如果这么这么打，日本就会胜利”。从游戏软件到研究文章，从靖国神社到天皇、议会、政府，无耻低能得令人齿冷。一个强盗杀人放火而遭痛打，竟然一味埋怨自己跑得不快，否则如何能被捉住？却从不去想强盗行径本身的“原罪”。只要做强盗，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必然的结果，即或赢得了一场战争，这种被杀的结果总会到来。

一个民族的文明中隐藏了邪恶与疯狂的基因，能说这个民族的文明是健全的高贵的成熟的么？

　　对待周边民族文明，中国文明依然是以一贯之的国策，古人人称做“ 怀柔”“安抚”或者“绥靖”。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和平共处的有限让步，从而 获得文明共生。无论中国强大与贫弱，这个传统都没有大的偏离。对越南，对朝鲜，对蒙古，以及对周边更小的民族，几乎没有例外。

　　在今天看来，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行为遭到非议贬斥。郑和下西洋，许多人都说那是一场毫无经济观念的政治炫耀，是中国人对外交往缺乏经济观念 的典型例证。设想如果中国当初象数百年后的哥伦布那样有用小玩意儿交换 土地的头脑或者征服意识，郑和下西洋都会成为一次规模庞大的征服战争， 至少会成为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从条件说，郑和的远洋舰队拥有这样的能力，当时的东南亚小国没有抵御这种远洋征服的能力。可是，中国的明朝政府没有这样做，郑和没有这样做。为什么？除了中国的固有传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明朝是在趋赶异族入侵之后的统一政权，对蒙古人的结局有着特殊体会，对于依靠武力征服他国有着特殊深刻的认识。蒙古人征服中国将近一百年，最后还是在土崩瓦解， 导致了蒙古民族的大衰落。有着最直接的陆地通道，尚且不能保证征服的最终胜利，况且远隔重洋迢迢万里，征服掠夺的最终结局又会是什么？如果今人想到了这一层，就会对明成祖政权的和平舰队有更深的理解。

　　这种和平安边的久远传统，是中国消解文明冲突的基本国策之一。在历史上，她带给中国民族一种旷远持久的亲和力、感召力，使周边小民族产生了滚雪球式的归化效应。最终，中国文明非但没有消亡，而且稳定的壮大为多民族文明的泱泱大国。一个具有强大消解能力的文明形态，必然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一个缺乏消解能力的文明，必然是踽踽独行，难以滚大。有人说，大了有什么好？ 统一有什么好？劝这些朋友去问问欧洲共同体那些竭尽全力追求欧洲统一的官员和有识之士，富得流油的小国家小民族有何不好，偏要追求劳什子大欧洲统一？何况还在当代社会？再去问问西方与日本那些专门研究中国分裂为 多少个“国家”合适的机构与学者，为什么如此卖力？中国“小”了对谁好？ 现在的大中国（尽管还是残缺的）对谁不好？一种汪洋恣肆的强大文明形态，如果同时以统一国家的形式出现，其对民族的凝聚力与未来无可限量的竞争力的巨大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整体文明灭亡后个体的悲惨命运是无须论证的。它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绝不会因为世界发展到了“今天”，有了所谓人权理论而改变。时髦者们发发牢骚骂骂大统一大文明何尝不可，然则千万别上脸当真。毕竟，惶惶若丧家之犬的日子谁也不会向往。看看我们那些海外的所谓“民运”人士，不惜游说美国国会断绝与中国的一切贸易往来，彻底 摧毁现政权，再造一个“民主中国”（魏京生可谓典型）！美国人嘲笑这是比冷战思维还要极端的极端观念，嘲笑一通之后，连魏京生的“办公桌”都被端了。且不说这并不是美国人有伟大的文明胸怀。即或真如魏京生所言，彻底打烂重来，可能么？一旦打烂，重来的机会何在？统一文明的框架一旦解体，虎视眈眈的列强们岂容你“重建”更伟大的更有力的文明框架？

　　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渐进的。中国文明在当代的境遇，如同濒临泥沼悬崖的巨大的战车，只有一丝一丝的从旧日泥沼中拔起，一丝一丝的脱离临渊之危，稳健渐进的驶入快车大道，才是唯一的选择。任何投鼠不忌器的莽汉们，都会导致中国民族与文明的整体毁灭。

风中的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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