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到处骑车 于 2015-2-28 18:42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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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很多人希望把这件事改善,在为此努力。简单地说,每个人都希望空气清新。什么是社会共识?再没有比这个更强烈的社会共识了。这是我的信心。” 简介:柴静,著名传媒人,前央视主持人,记者。北京大学艺术硕士,曾长期制作污染治理报道如《山西:断臂治污》《事故的背后》《尘肺病人维权调查》等,获选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2014年初从央视辞职,2015年初推出空气污染深度调查《穹顶之下》。 人民网记者:你告别央视之后,为什么选了雾霾这么一个题材? 柴静:这不是一个计划中的作品,当时因为孩子生病,我辞职后打算用相当的一段时间陪伴她,照顾她,所以谢绝了一切工作邀请。照顾她过程中,对雾霾的感受变得越来越强烈,整个生活都被它影响了,加上全社会对空气污染问题也越来越关心,职业训练和母亲本能都让我觉得应该回答这些问题:雾霾是什么?从哪儿来?该怎么办?所以就做了这个调查。 人民网记者:你怎么想到公之于众的? 柴静:一开始没有想要公开,只是自己找资料,找专家问,想解开一些迷惑。我调取了十年来华北上空的卫星图片,可以看到空气污染早已存在。我就在北京生活,怎么没意识到?我找了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组长唐孝炎院士,她提供给我2004某个月的PM2.5数据曲线,相当于今天的严重污染,首都机场也关闭了,只是当天新闻报道是雾。可见当时整个社会对空气污染缺乏认识。 我深感作为传媒人的一员,也有责任,因为当时我在北京,但我浑然不觉。我做过不少污染报道,总觉得好象看到烟筒,看到厂矿才会有污染,所以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就无知无觉。 人都是从无知到有知,但既然认识到了,又是一个传媒人,就有责任向大家说清楚。不耸动,也不回避,就是尽量说明白。因为如果大家低估了治理的艰巨和复杂,容易急,产生无望的情绪。如果太轻慢,不当回事,听之任之,更不行。所以尽可能公开地去说明白,也许可以有很多人象我一样有改变,为治理大气污染做一点事。 人民网记者:这一年你都去了哪里? 柴静:我拜访了国内外多家研究大气污染的学术机构,去了一些污染严重的现场调研,调查了背后的执法困境。接触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能源所、工信部产业司、环保部等职能机构,也去了伦敦、洛杉矶这些曾经污染严重的城市,想找到一些空气污染治理的教训与经验。 人民网记者:发现了什么? 柴静:我想回答三个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以PM2.5之微小,人眼无法看到,这是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所以这次我携带仪器,做雾霾健康测试,作为志愿者参与人体实验,分析呼吸成份,拍摄肺部深处碳素沉淀的后果,想向大家解释“雾霾是什么”,性质、危害、构成。 通过科学家向我展示的源解析结果,可以回答“雾霾从哪儿来”。我国的空气污染60%以上来自煤和油的燃烧,雾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能源问题。中国煤炭消费量在2013年就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国家用煤量的总和。车的增速也是历史罕见。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得不同时面对数量和质量要求这两大挑战。通过调研,我发现我国燃煤和燃油大概存在“消耗量大”、“相对低质”、“前端缺少清洁”、“末端排放缺乏控制”四大问题。我也尝试揭示这几大问题背后的管理与执法困境。 “我们怎么办”是有路可寻的。从英美的治理经验可以看到,发生过“大烟雾事件”的伦敦当时的污染比当下中国更严重,但在治理污染的前20年,污染物下降了80%。发生过严重“光化学烟雾”事件的洛杉矶,车辆比上世纪七十年代增加了3倍,但排放低了75%。就象解振华主任所说,人类的教训和经验放在那里,证明污染可以解决,而且不必那么久,中国已经承诺2030年左右碳排放到峰值,碳排放与雾霾同源,有协同减排效应,这个峰值的倒逼,意味着未来只能向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方向去,不走唯GDP道路,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能源战略、产业结构都会随之改变,会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未来的创造者是抓住先机的人。 人民网记者:你以前也做过很多污染报道,并且被评为环保部2007年度“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这次与你以往报道有何不同? 柴静:这些年我做过的一些污染报道,但都是就事论事,停留在监督某些排污企业和地方政府GDP冲动上,我自己也停留在一种“要发展还是要环保?”的简单思维方式上。 这次拉开时空,对过去的问题再回访,再思考这些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产业现状,看到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感觉环保与经济发展并无冲突。大气污染并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恰恰需要更充分的市场化改革才能解决这一问题。环保不是负担,而是创新的来源,可以促进竞争,产生就业,拉动经济。国际治理污染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一,政府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第二,政府不可或缺,必须通过制订政策,严格执法,来保证市场竞争的公正公平,优胜劣汰。这两点都与我国当前改革的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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