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四大汉奸政权，有我们平阳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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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四大汉奸政权：满州国溥仪，南京汪精卫，内蒙古德王，华北殷汝耕!

摩罗

其侄孙女殷琪是陈水扁政权的台湾高雄高铁董事长。
殷琪是大汉奸、“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的侄孙女，是“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也是达赖喇嘛支持者。高雄市政府发文邀请达赖喇嘛赴台，殷琪是幕后推手之一。

江水

除殷汝耕!外，还有大汉奸池宗墨。

江水

《平阳文史资料》第十四辑，有“平阳籍老牌汉奸殷汝耕”，作者：苏  虹。全文如下：平阳籍老牌汉奸殷汝耕
苏  虹
提起臭名昭著的平阳籍大汉奸殷汝耕，虽然他一生所作所为不在家乡，但平阳人对他并不陌生，冀东人民就更是忘不了。半个多世纪前，冀东地区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殷汝耕坐冀东，不下雨净刮风。”这既是当时冀东地区天灾频仍，粮食无收，人民难以为生的写照；也是冀东人民对殷汝耕助纣为虐，横征暴敛，残害百姓的控诉。殷汝耕是千夫所指的民族罪人。
一       
殷汝耕，号亦农，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 ）。浙江平阳县金乡今属苍南县人。其上代 曾在福建省福州市南台中亭街开设大同烛店，生意兴隆，获利颇丰。到他父亲 时，于清光绪年间捐了一个郎中官名，分发到北京工部 就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随带光绪帝逃往西安，殷的父亲赶往西安“扈驾”；次年“回銮”后，赏了他个湖北安陆府知府。上任不久就因病去世 。
殷汝耕兄弟6人，他排行第五。大哥殷祉穆 当时也捐了一个盐大使，于其父丧期满后分发福建，带了三弟殷汝熊 、四弟殷汝骊、五弟殷汝耕、六弟殷汝威，来到福州候补。不久，得了个“延平官运局委员”的差事，全家又迁至南平延平府治所在地。他既官又商，在福州鼓楼前开设名为“卫生宜”的茶食店，发了大财。
由于有既贵且富的老大的培植，除老六20余岁亡故外，老三至老五均留学日本。老五殷汝耕的官费留日是在福州考取的。他17岁考进日本高等预科，专攻日语，后毕业于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曾加入同盟会，随黄兴参加辛亥革命。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殷汝耕再次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 。这期间，他只挂名读书，平日到处交朋友，拉关系。当时，孙中山先生在东京近郊创办“中华政治学校”，延聘日本教授为逃往日本的国民党人讲课，殷汝耕精通日语，故由他担任翻译。他常以“日本通”自居，经常与日本浪人、特务接近，被称为“是一个通晓日本情况的人”。日本出版的《中国名人年鉴》还吹捧他和戴季陶日本留学，后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是“中国留学生中最有希望的人才”。
殷汝耕在日本留学期间，姘上他雇用的日本下女、寡妇井上慧民，后与她结婚。她出身于大阪乡间一个小杂货店家庭，学会一套官太太作风，经常狂赌且死要钱，一贯看不起中国人。她嫁给殷汝耕后，改名为殷慧民，殷汝耕也用妻姓，取了个日本名叫井上耕二。他在日本留学时曾向日本人借钱，“许以将来在政治上得势时偿还”。从他后来“得势”后对日寇卑躬屈膝、献媚奉承及其所作所为，果然应承了他的诺言，成为日寇所需要的“最有希望的人才”──效忠天皇的忠实鹰犬。
二
1916年殷汝耕早稻田大学毕业归国时，适值袁世凯去世黎元洪执政，恢复了参众两院，殷被任为众院秘书。翌年，他受中国银行委托，赴日本调查金融，护法政府成立后，被委为驻日特派员。1920年，他勾结日本经济特务，组织起“新农垦殖公司”农场设苏北阜宁县，由日本“东洋拓殖会社”派代表常驻公司指挥一切。帮助日本人搜集了一批这一地区的资源材料。
1925年冬，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事件发生，殷汝耕投入郭军任外交处长。不久，郭军战败，郭松龄夫妇遇难，殷汝耕逃入日本驻新民县领事馆。张作霖曾悬赏10万元买他的脑袋，由于日本人的庇护，他才免于一死。日本驻华外交官森岛守人有一段文字记述当年殷的情况：郭松龄倒戈失败后，殷汝耕“不得不逃亡到辽河畔新民县我领事馆避难达数月之久。由于奉天总领事吉田富有人情味的妥善安排，在黑夜里才使得他得以逃出东北军的重围”。殷在领事馆避难期间，结识了日本政界人士金井房太郎等人，在金井的护送下，于1926年逃往日本。殷对日本人的“救命之恩”感激涕零，表示有朝一日相机报效。嗣后，殷回国投靠蒋介石集团。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其总司令部设在南京，殷汝耕任总司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每遇蒋介石去东京，殷是随从翻译之一。1928年1月黄郛当上外交部长，蒋又委殷为“外交部驻日特派员”。殷常以未来的驻日公使自居，日本朝野也是这样捧他。同年7月特派员名义撤消，殷于年底被安置在交通部任航政司司长，后任陆海空总司令部参议。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以“上海市政府参事”名义，在停战谈判中任翻译，并担任中日接洽事宜，参与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军民英勇抗击，蒋介石却予以阻挠，使日军得以占领冀东地区，直逼平津。5月初，国民党明令设立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31日，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今属天津市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殷汝耕始终参与其事。
日寇通过《塘沽协定》，把曾为日寇侵占过的冀东22县划为非武装区，并分为“蓟密区”包括蓟县、密云、通县、三河、遵化、兴隆、平谷、顺义、玉田、怀柔等10县和“滦渝区”包括滦县、临渝、卢龙、迁安、昌平、香河、宝坻、宁河、丰润、昌黎、乐亭、抚宁等12县，不准中国军队驻扎。两区各设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殷汝耕任“蓟密区”专员，不久，又兼任“滦渝区”专员。“蓟密区”公署设在通县的孔庙内，“滦渝区”公署设在唐山。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主要任务是反共“剿匪”；而将冀东22县划为两区，则旨在应付日本的所谓“华北特殊化”，处理与日本的交涉事宜。殷汝耕兼任两区专员后，暗中与日寇进一步勾结，一切依日寇的旨意办事，处处献媚奉承以博取日本主子的欢心。
三
殷汝耕公开叛国投敌是在1935年。这时日本侵略者加紧策动“华北自治”，鼓吹所谓“保华北之和平即是保东亚之和平，也就是保世界之和平”，一心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他们早已看中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殷汝耕，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策动下，殷欣然于1935年11月25日发表宣言，公开投降日本，宣布冀东22县“自治”，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次月25日，又秉承日本主子旨意，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这天，会议一开始，殷汝耕首先讲了话，公然把冀东22县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成为历史的罪人。会上，殷汝耕除自命为委员长兼政务长官外，还挂起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演出了一出傀儡登场的丑剧。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羽翼下，继伪满之后，又孵化了一个新的儿皇帝。
接着，殷汝耕宣读委员会名单，平阳籍汉奸池宗墨任委员兼秘书长，殷的三哥殷汝熊之子殷体新任委员兼财政厅长，后受命“考察”伪满，因飞机失事身亡。殷汝熊的女婿刘友惠也在殷的手下当上什么处长，后被日寇拘捕，释放后不久死亡。殷汝熊本人当上冀东银行总裁。殷的一批亲信均各有任职。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设在通县，日本在这里设有“特务机关长”一职，直接控制伪政权。日本的守备队、宪兵、警察进驻通县，美其名曰“帮助中国维持秩序”。伪政府各部门、冀东22县以及唐山市、秦皇岛市均派有日本顾问，处处挂起太阳旗。殷汝耕还在通县修筑机场，建立电台、报社。
冀东各县是华北最富庶的地区之一，物产资源丰富，工商业、农业均较发达。殷汝耕与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积极支持日本进行经济掠夺。伪政权建立后，除日本军界公然进出外，日本商界也乘机涌入，大肆掠夺金矿、铁矿、煤炭、棉花、食盐等资源。日本的人造丝、食用糖、日用品等均以低税源源入境，充斥市场，造成民族工商业、手工业的衰落。在层出不穷的苛政暴敛之余，殷汝耕还设立“冀东银行”，滥发纸币，搜刮民脂民膏。他与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相勾结，在华北各地进行大规模贩毒、走私活动，大小汉奸个个发了卖国财，过着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
1936年4月，殷汝耕还导演了一出丑剧，宣布同东北伪满洲国建立正式的“国际关系”。伪满派专使李垣曾任京兆尹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祝贺，殷汝耕派池宗墨为专使赴伪满祝贺。
四
殷汝耕叛国投敌的行径，冀东人民义愤填膺。但是甘心附逆的败类毕竟是少数，殷所控制下的伪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便是其中一例。他们于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率部千余人起义，史称“通州事变”
张庆余、张砚田原系国民党五十一军于学忠部的团长。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时，二张分别为河北省政府特警第一、第二总队队长，张庆余驻通县，张砚田驻抚宁。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殷汝耕把河北特警总队改名为“冀东保安队”，自己兼任保安队教导总队总队长。二张处于殷的控制下，被逼在叛国通电上署名；但从不甘心附逆，他们身在冀东，心恨日寇，一直在伺机起义。当取得日寇信任之后，他们即以保护日侨为名，把分散各地的保安队集中到通县。
1937年7月28日夜12时，起义时间一到，他们即下令封闭通县城门，断绝市内交通，切断邮电联系，占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派兵攻打东、西仓日本驻军。事发前，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嗅觉灵敏，曾赶往孔庙找殷汝耕，他认为“二张不稳”，要殷紧急处置。殷却若无其事地说：“他们都是没娘的儿子，除了冀东，无处逃生，可以放心！”讵料，细木繁离开不到半小时，起义枪声就打响了。
在激战中，细木繁以及伪政权各部门的日本顾问均被击毙。起义军还持户口册搜查，凡是日本人，不论男女一概枪决，无一幸免。当地老百姓也手持菜刀，砍死了不少日寇，足见积愤之深。通县城内横尸遍地，共杀死300多日寇。后据日方建“慰灵塔”时统计，死者达500余人。
接着，起义军攻进孔庙捉拿殷汝耕等汉奸头目，殷在慌乱中躲藏于贮银橱柜的顶部，一时搜寻不着。后起义军恫吓殷的差人说，若不把殷汝耕交出来，非严惩不可。殷的差人为了保命，就朝橱柜顶佯言道：“长官，请出来吧，张大队长迎接您老来啦！”殷信以为真，从橱柜顶一跃而下，当即就擒。
29日上午10时许至黄昏，日军派出12架飞机轮番轰炸县城。入夜，起义军挟持殷汝耕弃城向北平进发，拟与驻北平的国民党二十九军会合。由于情报失灵，部队行至安定门与得胜门之间，才知北平守军已弃城而逃，北平沦于敌手。日军从城内杀出，将押解囚车的士兵冲散，殷趁机脱逃。一说，殷在押解途中哀求释放，他欺编二张说，只要放了他，他可央求日寇缓出追兵。二张信以为真，就把他放走了。殷一到北平，即向日寇献策，要他出动飞机追击起义军。殷逃到北平安定门外潜藏于一个在车站当站长的朋友家中。30日下午2时，他给日军驻北平副武官今井武夫打电话求援，随后被悄悄地带进城里，安置在六国饭店保护起来。
此次与日军激战，起义军伤亡惨重，当与国民党二十九军会合时已不成军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就此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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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通州事变”发生后，殷汝耕虽保住了性命，但日夜胆战心惊，日子并不好过。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被杀时，他的妻子适在北平幸免一死，她知道丈夫生前曾多次提醒殷注意二张行动，而殷始终不以为然。为了替夫报仇，她纠集其他日本家属，向日本驻军控告殷与二张互相串通，其理由是：如果不是互相串通，为何殷汝耕却能免于一死。对于殷汝耕的处置，在日本侵略军中也引起争论，有人主张立即枪毙他；但日本军政头目对于一贯奴颜媚骨的殷汝耕，却持保护态度。
“通州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夜──7月30日晚，今井武夫接见了殷汝耕，经一番讯问后，认为既要加以保护，又不能不做点表面文章，于是要殷辞退“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长官职务。殷也觉得无法向日本主子交代，于31日写了辞呈，内称：“通州事件虽然本人预先毫无所闻，但本人非但身为冀东自治政府长官，并且兼任处于事件中心的教导总队队长，责无旁贷，深感罪孽深重，理应引咎辞职。”
8月1日，以“阻止不力”为由，将殷汝耕关押在天津宪兵司令部。今井武夫恐殷受宪兵的刁难又给日军司令部打电话说：“在通州事件中，殷汝耕可以说和日本人一样，也是被害人之一，并且他感到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早已自动提出辞职。”竭力为殷说情。8月4日，殷汝耕为保住性命，继续为日本主子效劳，又递交了一份声明：“7月29日冀东保安队一总队队长张庆余等发生叛变，杀害无辜外侨，其残酷惨状非言语能形容。幸由日军予以击溃，但于心何忍，不胜悲痛，此次大变，何以对冀东700万民众之信任，俱予之不德所致，更难以忍受良心之责备。关于善后处理方面，非徒叹愚昧之时，在各种善后对策中，首先本人应该引咎自退，以谢天下。”极尽摇尾乞怜之能事。
殷汝耕在日本宪兵队看守所关了三个月。在狱中，他不时诵读佛经，为“通州殉难者”沉痛哀悼。后来，他还为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撰写纪念碑文，说什么他“同细木繁志同道合，相处无间”；又说“先生虽身殉，而所志竟成”，为刽子手大唱赞歌。至于殷的同乡亲信、秘书长池宗墨，在“通州事变”后，充任了代理政务长官职务伪政府迁往唐山之后。此刻，他已顾不得殷的情义，为了夺取长官位置，他在日寇面前设下许多圈套，恨不得置殷于死地。但是，事情并不如池宗墨所希望的那样，据《今井武夫回忆录》记述，当年年底“天津军司令部才算清除了对殷的怀疑，由天津宪兵队长宣告无罪，予以释放”。
1938年以后，殷汝耕回到北平，声称要过“隐居”生活。其实，他仍在为华北伪政权上层人士出谋划策，还被聘为“顾问”，当上“委员”；受聘为中日合办的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为日本掠夺我国煤炭资源效劳。同时，他与南京汪伪政权也有密切联系，曾应汪的邀请赴南京担任汪伪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这期间，他还提出了多年研究制订的“治理运河计划纲要”，得到汪的支持，并博得日寇头目的赞许。1944年1月，殷被提升为汪伪政府“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同年5月出任汪伪政府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
殷汝耕治理运河的目的，在于直接用于军事，配合日伪军清乡，镇压抗日民众，为日寇的“大东亚战争”效劳。
六
1945年抗战临近最后胜利，各大小汉奸甚为惊慌，唯独殷汝耕若无其事。有人问他何以如此安然自在，他说：“日本完蛋了，蒋介石可以全力反共，我是华北第一个树起防共旗帜的人，政治方向与蒋相同，我怕什么！”但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他却和所有汉奸一样惶恐不安。12月5日，国民党军统局将殷汝耕等巨奸逮捕归案，关押于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
此后，国民党法院公审了一些仅属三流的小汉奸，至于大汉奸却迟迟未动他们半根毫毛。对此，社会上传出，说大汉奸迟迟不送法院受审，是因为办理人员受贿，准备藉词释放。北平当局逼于舆论压力，枪毙了两名“受贿”者，并匆忙宣布将押解殷汝耕等14名巨奸到南京受审。
1946年6月26日晨5时，当殷汝耕等14名巨奸检查血压时，才知道将被解往南京，顿时慌作一团。当记者问殷汝耕有何感想时，他强作镇静地说：“没什么话说，没什么话说。”他预感到末日已经来临，不时脱帽擦冷汗，往日的神气早已荡然无存。
殷汝耕被空运押抵南京的次日27日下午，法院对他进行公审。据《天津民国日报》报道，这天旁听者达两千余人，“开庭时，殷逆衣着湖色纺绸长衫，足登中式皮便鞋，就被告栏……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对民国二十四年以来，殷逆种种通敌叛国逆迹，数说尽详。被告因患病听力似颇吃力，且时呈颤抖状”。
殷汝耕深知自己问题严重，逃脱不了从重处理，但又存侥幸心理。他挖空心思，罗列了条条“协助抗战”的功绩，写出了洋洋数万言《自白书》，竭力美化自己。公审这天，当起诉书读毕，殷作辩解时，大谈其早年参加同盟会、二次革命以及参与中日外交谈判等“光荣历史”，并对起诉书所列罪状进行狡辩。此案系以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审判，审审停停，直拖延了一年多时间才结案。审理此案期间，殷汝耕聘请了京沪闻名律师为其辩护。殷认为“自己的罪行主要在抗战以前”，律师也从法律上为他找到一个缺口。律师认为《惩治汉奸条例》1938年8月15日公布最后一条规定“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此条例颁布时，殷已在通县被二张打垮。也就是说，殷犯罪是在条例颁布之前，根据“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殷可以免罪。法庭上一推事立即愤然反驳道：“献策敌伪，修浚运河以便利运兵，因而做了运河督办伪官，是在条例颁布以前还是以后？”殷汝耕和律师被驳得哑口无言。
1947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对殷汝耕作出正式判决：“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殷不服判决，提出申请复判；南京高等法院于7月31日，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殷仍不服，申请最高法院复判。11月8日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维持原判，驳回被告申诉，并立即由司法行政部确定执行日期。殷为了活命，仍继续挣扎，再次写了申诉书要求最高法院转呈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裁定“驳回申诉”，不予转呈。殷汝耕仍不死心，又直接写信给蒋介石，要求“俯念防共有功”，准予特赦。蒋未给回信。
1947年11月29日，南京高等法院接到最高法院转奉司法行政部令准执行的电文后，决定于12月1日对殷执行枪决。这天上午10时30分，殷接通知后更衣，里穿栗壳色卫生衫裤，外罩蓝绸棉袄裤，复加蓝棉袍；脚穿灰色蓝条子袜、黑鞋。殷头发斑白，脸上布满皱纹。执行庭设在南京朝天宫，这里空旷宽大，可容万人，是南京有名的大殿。市民争先恐后前来观看，宫内一时容纳不下，许多人只得站在街上。
行刑前，检察官王文俊问殷汝耕有无遗言，殷交出六封遗书，分别致其兄嫂、大姐、妻、妹、子及律师。检察官又问还有什么话，殷答没有话说，只求准予设一座位念几声佛。随后，殷被押上囚车驶向老虎桥监狱，在法警监押下走向刑场。此刻，他忽而口念《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忽而大声叫喊：“本人并非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但这一切均无济于事，随着“砰，砰”两声枪响，殷应声倒地，子弹从后脑进，由左眼穿出。处决后，尸体由其家属领回收埋。殷汝耕，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就此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下面抄录的是1947年12月6日南京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李师源呈报最高法院检察署郑检察长，关于处决殷汝耕的“执行刑罚一览表”。
执行刑罚一览表（1947年12月）
犯人姓名        殷汝耕        性别        男        年龄        59岁
籍贯        浙江平阳        罪名        汉奸        刑名刑期        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判决机关及确定日期        最高法院1947年11月8日复判核准
刑期关押日数        共317天        执行日期        1947年12月1日
执行处所        首都监狱
承办原案法官姓名        推事林尚滨  检察官王文俊
（本文原载《平阳文史资料》第十四辑，1996年12月出刊。《温州侨乡报》在“话说老温州”专栏，曾选载“通州事变”殷就擒一事。）

江水

大汉奸池宗墨在冀东
苏  虹
池宗墨与殷汝耕是同一时期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冀东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冀东人民一提起他们，无不切齿痛恨。近年来，笔者在翻检抗战史料时，从档案资料及有关人的文稿中，搜集到池宗墨在冀东的一些活动情况，从中可窥见其为人之一斑。现援笔整理于下，以供史学研究者作参考。
池宗墨，平阳水头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复入明治大学攻读。毕业后回国，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北京中学校长、厦门师范学校校长等职。1925年任中国银行郑家屯分行行长。
30年代初，温州先贤黄溯初先生1883年生，1945年卒。1904年东渡留学，进早稻田大学政治部攻读法政。学成归国后，目睹清廷腐败，为匡救祖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后弃政从商。在上海创办通易信托公司时，在苏州开设一家纱厂，特聘池宗墨为纱厂经理。池不善经营管理，在他任职期内，纱厂业务萎缩，经济一片混乱，终至严重亏损。为此，曾受到通易信托公司同仁的指责。
1933年5月，国民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不久，根据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设置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同时在冀东成立“蓟密区”和“滦渝区”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殷汝耕任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后，忙于四处搜罗亲信，也想到了他认为“最可信赖”的池宗墨；而此时的池宗墨，正在纱厂处于尴尬境地，巴不得早日投靠殷汝耕。殷开始时只给他个助理秘书的职务，主要叫他负责与日寇交涉诸事。专署同事尊重他，常称他“池秘书”，他为此而得意忘形。从这时起，他与殷汝耕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不时与日寇来往勾搭，终至走上叛国的可耻道路。
池宗墨个子矮小，面孔发青，平日喜欢穿一双日本军用皮靴，走起路来“咯咯”作响，目中无人，神气十足。与人交谈时，满口日本下流社会的用语，常津津乐道如何陪日本浪人逛妓院、找女招待等丑事。他曾替殷汝耕窝藏并供养过一个姨太太，因此很得殷的信任。殷等人与日本浪人勾结，通过走私弄到鸦片后，均由池宗墨带着秤，与有关人一起到殷家，“三七”、“四六”地分赃。
不久，殷汝耕的主任秘书钱宗起看不惯殷生活上的腐败和对日寇的极尽媚态，深感与殷长此共事，势必坐牢获罪，因而决意离开。后应陈仪之邀去福建，做了陈的幕僚长。靠殷汝耕的提挈，池宗墨由助理秘书一跃而为主任秘书，从此他更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
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勾结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公开投降日本，宣布冀东22县“自治”，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成立大会上，殷汝耕给各亲信封官，他自任委员长兼政务长官，池宗墨被委为委员兼秘书长，由池介绍来的王筱霞自称是北大政治系毕业，原在苏州图书馆任馆长，也被委为委员兼教育厅长。在殷的汉奸政权中，池宗墨已成为身居高位，显贵一时的人物。
正当殷、池等一帮人觥筹交错，弹冠相庆之际，却出乎他们意料地发生了外交处长霍实断然弃暗投明的事件。这无异于给殷、池当头一棒，使殷、池慌乱得不知所措。
霍实是原蓟密区专员公署署员，并被派为蓟密区驻古北口办事处主任。他自小学至大学均在日本读书，其父是殷汝耕的挚友，殷在日本时曾受托为霍的监护人，可见他俩关系之密切。但在殷、池叛国后，霍实一直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只是苦于一时无法摆脱。当殷宣布封官名单时，池宗墨之流兴高采烈，而霍实却对殷说：“五叔殷排行第五，你的名单上要我做外交处长，我不是很年轻不懂事吗？霍时年仅30余岁，比殷、池小十余岁。我不能干。”
坐在霍实右侧的池宗墨听霍这一说，还以为霍假意谦让，当即用左脚踢了踢霍的右脚，得意忘形地对霍耳语：“不要再讲了，我们都是汽车阶级呀！”意即都是属于坐汽车一级的大官。彻头彻尾一副奴隶嘴脸。霍实后来对人说：“池宗墨对我说出这样无耻的话，真使我痛心。”随后，霍乘回北平之机脱离殷的樊笼，在天津《大公报》刊出《霍实启事》，声明脱离殷的汉奸组织，到南京密电检译所任职。
池宗墨当上秘书长后，靠伪政权苛政暴敛，搜刮民脂民膏，他和大小汉奸个个发了卖国财。殷、池及其手下，几乎个个把家安在北平，周一才去通县伪政权设在通县。周末即回北平恣情享乐，肆意挥霍。昔日池宗墨当助理秘书时，人们呼惯了“池秘书”。他当上秘书长没几天，有一工友一时改不过口，仍称他“池秘书”。他一听，勃然大怒，一巴掌打过去，接着又举起穿日本皮靴的脚，拦腰踢去。旁观者虽不满他的凶相，但却敢怒不敢言。
1935年殷汝耕叛国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羽翼下，孵化了两个儿皇帝：一是伪满洲国，一是殷的伪政权。1936年4月，殷宣布同伪满建立正式的“国际关系”，双方互派专使祝贺。池宗墨作为殷伪政权的专使前往伪满，喧嚣一时，表演了一出令人作呕的“建交”丑剧。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21天，即1937年7月28日夜，发生了一起使日寇和汉奸魂飞魄散的“通州事变”。是夜，在殷汝耕控制下的、不甘附逆的地区保安队官兵千余人在通州起义，一举摧毁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驻通州的特务机关、兵营、洋行等机构，枪杀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日本顾问等500余人，并活捉了殷汝耕，但未几又被逃脱。在这一事变中，池宗墨算得上幸运，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助他升了官。
通州事变后，殷汝耕被日军短暂扣押，并被迫“引咎辞职”。此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迁往唐山，在日本主子的扶持下，池宗墨取代了殷汝耕，由秘书长一跃登上代理政务长官的宝座。从此，他秉承日本主子的旨意，积极为日寇全面侵华野心效劳，成为日寇豢养的头号忠实鹰犬。
池宗墨仅比殷汝耕小一岁，他俩原本有三层密切关系：一是同乡，二是同在日本留学，三是池靠殷一手提挈。池宗墨对殷汝耕的提挈之恩曾一度感激涕零；但此刻，为了效忠于日本主子，他顾不了这些“情义”。他在日寇面前竭力诋毁殷汝耕，并设下许多圈套，恨不得置殷于死地，好让他永远占据政务长官的高位。
池宗墨不仅对殷如此，对殷的一些亲信也不放过。他曾向日寇告密，使殷的亲信何复述、刘友惠刘系殷三哥殷汝熊的大女婿，原在上海招商总局任工程师兼正始中学数学教员，后在殷的伪政权当上某处处长同时被捕。
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后，池宗墨和殷汝耕一样，龟缩在北京住宅里，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明知罪孽深重，却又在幻想逃避惩处。当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颁布了《处理汉奸条例》，12月6日又重新制定《惩治汉奸条例》。此后即据此对汉奸进行查处。
1945年12月5日起，军事委员会北京行营别动队、宪兵十九团、警备司令部会同保安警察队，陆续拘捕包括殷汝耕、池宗墨在内的汉奸175名，并将他们的住宅查封，派出军警看守。
池宗墨是在北京油漆作一号被捕的。经过一段时日的关押、审讯，最后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被判处死刑，从而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本文系应平阳县政协文史委之约而写，载于1997年底出刊的《平阳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麦麦3

有点长！

无边

原来平阳也有这么大的汉奸

万全练川

很多大家族在政治上都是多方押宝。殷家也是日本，国，共都押。殷家后人殷一璀，上海市委副书记，现当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当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杨雄当选上海市长
2013年2月1日 11:27 http://sh.eastday.com/m/2013shlh/u1a7172842.html】

清英

苍南人啊，果真是凶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