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山犹在，记忆不泯——为屈辱的历史和屈辱历史的终结纪念

陪你一起死

六十年前的今天日本人投降了，八年抗战随之结束，国人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回过神来，举目四望，满目疮痍，满目悲凉，当然，胜利的喜悦值得所有人庆祝。我们今天也在纪念，我更愿意纪念的不是胜利，而是纪念不堪的岁月不堪的国民不堪的民族和国家。



泱泱中国，累五千前文化的正统大国，以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居然被曾经不起眼的邻国蹂躏至此，日本人烧杀抢掠，肆意蹂躏国人，整个二战期间，有两千一百万国人受辱而去，有三百万军人为国捐躯，一寸河山一寸血，血腥和屈辱就是天空的颜色。



有人觉得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日本人没费多大力气就把大半个中国拿下。而且，如果不是美国人在日本本土丢了两颗原子弹，如果不是苏联军队出兵东北干掉了日本关东军精锐，也许中国人还要坚持若干年头才能翻身。



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从清王朝末期开始，中国就是砧板上的一块大肉，任人切割，国家困顿，民众贫苦。国民党政权虽然从表面上统一了中国，但是军阀割据各自为王，中央控制力不强。军队装备差、战术素养低，缺乏战斗力。



所以，会出现张学良、韩复榘等诸侯不放一枪一炮把大片国土拱手相让的事情。

所以，才会出现一场战打下来，伤亡人数都是日军伤亡人数数倍甚至十来倍的事情。

所以，国土才会一整片一整片地沦陷。



前事不忘，后师之师。整个民族的屈辱当然不会忘，国人要做的，是努力让国家富强起来。国家强大，人民富足，才能抵御任何可能的外来威胁。



河山犹在，记忆不泯。为苦难者哀悼，为那段不堪的历史哀悼，纪念自有纪念的意义。



（本来准备认真地写一篇抗战帖，中途有事情打断了，只好简单地写几句，以资纪念。）





［此帖子已被 陪你一起死 在 2005-8-15 18:40:06 编辑过］

Dennis

写得好，支持，屈辱史不能忘！

如果有来生

我们不会忘记日本侵略中国给我们带来的深重苦难，我们更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正在企图复活。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向所有参加过抗日战斗的中国军人致敬。

陪你一起死

中国人的血与火



　　一寸山河一寸血



　　“一寸山河一寸血”是曾率军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军师长黄维的感叹。事隔68年，可惜我们只能通过文字来记载那样一种大气磅礴的悲壮与惨烈。

　　作为抗日战争中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中少数规模最为庞大的战役之一，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的兵员总数达近百万。在两个多月时间内，中国方面先后投入地面部队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团、宪兵1个团，以及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兵力总数75万人以上。还有空军的第二至第九大队等8个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几乎调动了当时全国所有兵力的1/3。而随着日本军队的不断增兵，其参战部队总兵力达到25万人左右，包括陆军共9个师团又2个支队（相当于1个旅团），另有从华北的第五师团分遣出来的国崎支队，以及海军第三和第四舰队。其调动规模也是史无前例。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劳声寰说，“我们装备不如他，我们的空军有250架，对方是3000多架，在上海的黄浦江上、长江口，日军有4艘航空母舰，黄浦江和长江有一百多条军舰。我们250架飞机对3000多架飞机，怎么打啊？”



　　“头一仗我们的旅长就阵亡了，除了师长以外就剩下旅长，一个旅管两个团，师长都要到前面督战，后来他们都牺牲了……你想想，我们的牺牲有多大……”当年淞沪会战的军官易谨与劳声寰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往事，两位老人都泣不成声。



　　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后来回忆，他们一个师15000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战争其实是两国总体实力的比较，参战的第26师副连长何聘儒战后回忆说，当时他们所在师里，一个步兵连只有3挺机枪，50多支汉阳造步枪，而且枪支时有残缺不全，有的甚至没有来复线，乃至用麻绳捆绑避免枪栓脱落。我们欠缺的也不仅是装备。劳声寰后来回忆一个很小的细节:埋锅造饭，“行军锅在那里做饭，烧得满天烟火冲天，这等于报告敌人，‘我在这里你来啊’，我们很多的部队，没有跟敌人见面就垮了，就这样被日本的炮兵、飞机给炸了。”



　　在一派沿江平原的淞沪战场，几乎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从全国各地仓促赶来的中国军队几乎连像样的工事都无法修筑，全凭血肉之躯，就这样常常整连整营战死，而后继部队的士气却从未有任何的消退，依然一往无前。



　　以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第98师为例，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其中仅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就达约200人。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进入淞沪前线时，其装备甚至仍为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全师根本没有重型武器。然而在淞沪战场，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部队，全无派系争斗中的推诿，全都抱一死的守土职责。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战争最为激烈的蕴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战争中先后有数十位少将甚至中将阵亡，甚至有中国高级将领因为失去阵地而毅然自杀成仁。战后何应钦在回忆中记载，淞沪会战中，“我军消耗竟达85师之众，伤亡官兵333500余人”。



　　“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发疯”，曹聚仁曾这样写下当时国际社会对淞沪会战的看法。但中国军队恰恰通过这样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逊（EvansCarlson）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这样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陪你一起死

《凤凰周刊》：大历史观下的抗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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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共恩怨及长期内战，影响到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战胜国中国没有完全得到应得的荣誉与尊重，战败国日本的战争罪行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战争遗留问题纠缠至今。

客观研究历史可知，在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有两条战线，国民党是一面抗日，一面限制、打击共产党；共产党是一面抗日，一面“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国共合作共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国共摩擦也使双方都付出了代价。但双方毕竟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使中国没有亡国。因此，国共双方在抗战中的贡献都应该得到海峡两岸的公正评价，而不应该延续内战思维，互相贬低对方的功绩。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在大陆改革开放前受极左思想影响的时代最为明显。反过来，台湾和国民党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好在经过20多年的思想解放和逐渐自由的学术研究与争鸣，大陆对抗战史的研究逐步向历史真相接近。只是大量学术成果局限在学术期刊和专著中，不为常人所知。同时，随着两岸的和解和学术交流增多，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

抗战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值得海峡两岸好好珍惜和纪念。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入侵外敌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而且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从此成为遏制军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抗战初期，中国几乎独自钳制了日本陆军主力，限制其北进苏联、南进太平洋的世界战略，阻止了德日两个法西斯会师中东的计划，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其贡献和影响，不亚于美苏在二战中的作用。

抗战期间，中国付出伤亡军民3500万人的惨重代价。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从超越党派的大历史观出发，每一个士兵都为中国赢得了尊严和荣誉，每一个牺牲者都值得缅怀和敬仰，而不管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从世界史的角度，也只有客观、公正地研究抗战史，抗战的价值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1949年以后，大陆历史学受现实政治影响甚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某一时期的政治需要决定着历史研究的方向。

回想起来，上世纪50年代，因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一边）的外交方针，后又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故而美帝侵华史最受看重。待至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于是沙俄侵华史的研究热潮又应运而生。

当然，作为学术事业，史学领域的这些课题均可研究，这里只是论及其政治背景。关键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中，侵略中国最为猖狂，危害中国最为严重，造成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是日本。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却偏偏对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致从80年代起才逐步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相当深远，不容低估。

历史学的起码要求，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然而，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影响，对这一基本要求的实现是极大的妨碍。这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80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历史教材，对抗日战争史的叙述受政治影响的主要表现在于：一是比较片面，往往侧重于讲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敌后战场和敌后根据地方面的内容，而对全民族抗战的内容缺乏完整的叙述。二是不少地方缺乏真实性，多掩盖国民政府领导下正面战场积极抗战的史实，根据政治的需要，褒贬历史，取舍史实。

这可以从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的论述说起。

蒋介石有无抗战决心

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的首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推翻的主要对象，因此，在历史的叙述中，他也成为口诛笔伐的主要靶的。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罪过，凡是能与他沾上边的，无一不可归罪于他。在中共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各种地方实力派，凡是反蒋者都是中共可以利用的对象，因而均可称之为“爱国”的“进步势力”。

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扣蒋，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因此，对“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也竭力掩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黑锅”。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免冲突”的方针，事变发生后采取“诉诸国联”的作法，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准备抵抗。这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

这种差别后来在保卫锦州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当日军要进攻辽西时，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顾维钧，和张学良的部下刘哲等人都主张，东北军要在锦州抵抗。但张学良硬是不听，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从锦州撤回关内。待至“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后，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不抵抗”问题上显然是有区别的。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

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过去只承认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而诬称蒋介石不予支持，甚至破坏。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支援参战，而表面上仍打第十九路军的旗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抱定“卧薪尝胆”的态度，在对日忍辱妥协的同时，积极部署为抗日进行准备。而以往只批判他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进行剿共。其实，即使是“安内”，也不止于剿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还包括了消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对立，求得其内部的和平团结。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为抗日战争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忽视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即表明了抗战决心：和平已到最后关头，战争一旦发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卫国守土之责任。随后，国民党中央于8月上旬召开国防会议，作出全国抗战的决策。

而冀察当局首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中了日本的缓兵计和离间计。当时，蒋介石和何应钦多次打电报给宋哲元，提醒他严防日本的缓兵计。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政府即下令孙连仲部、庞炳勋部北上增援平津，与第二十九军共同抗日。而宋哲元甚至拒绝增援的部队北上。可是，有的著作仍然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抱着避战求和的念头，影响了宋哲元，使后者举棋不定，态度软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有没有准备投降

以往许多著作，都曾把抗日战争描绘成，似乎全国抗战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而国民党政府则始终准备妥协投降。后者在抗日战争前不抵抗；抗战开始后则是正面战场不断溃败，抗战态度动摇；武汉失守后则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而反共即是准备投降。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一个弱国抵抗军事强国日本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之所以力求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就是因为，中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上的统一程度等，均不如日本，故力求推迟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发生后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在“持久战”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武器装备远优于己的敌军作战，英勇抵抗，不畏牺牲，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牺牲的官兵达３２０多万。虽然中国正面战场在一些战役的作战指挥上存在弱点，军队内部存在团结协作较差以及纪律松弛和腐败等情况，但总体而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节节抵抗，至战略相持阶段积蓄培养力量，准备反攻，同时争取国际援助，“苦撑待变”，实现国际联合对日作战等方针，都是正确的。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达到胜利。

在战争过程中，日本政府不断采取诱“和”手段，国民党政府确实多次与日本伸出的触角有所接触。这是不是就是想妥协投降呢？战争中“兵不厌诈”，同时，“和谈”也是不厌诈的，关键是看国民党政府有没有出卖领土主权，真的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并没有。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的接触，或是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中止抗战，准备投降。

抗战初期，在战局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提出过“和”的条件：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是采纳了苏联为中国政府出的主意。过去有一种说法是：你看，国民党政府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东北大片领土都放弃不要了。实际上，当时中国军事上没有军事能力收复卢沟桥事变后失陷的大片领土，如果通过和谈能使日本退出它占领的土地，这对中国不是非常有利吗？事实上，日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这恰恰证明，国民政府提出这样的条件对中国是有利的，而对日本是不利的。

国民党政府何尝放弃过东北的领土不想收复呢？日本不知多少次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不承认，而且将收复东北领土和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作为抗日战争的奋斗目标。直到开罗会议，这才正式得到了盟国美英的支持和确认。

反共与投降能混为一谈吗？

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一书，收录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的论文《有关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指导的研讨》。

该论文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反共即投降。这是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中共开始采取的一种策略。193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活动，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的阴谋，是亲日恐日分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观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谁要投降，那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

毛泽东还说：“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演双簧，有些装红白脸。”他明确表示：“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或）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暗藏的汪精卫”和“张精卫”、“李精卫”指的是谁呢？《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当时汪精卫是公开投降的主要头目，蒋介石则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暗藏的汪精卫’，或‘张精卫、李精卫’。”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固然是投降派，没有投降日本的蒋介石则是“暗藏的投降派”。照此说来，既然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

毛泽东当年将反共与投降混为一谈，在理论和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反共者，确有投降的，如汪精卫；但也有抗战到底的，如蒋介石。怎么能说反共一定就与投降相联系呢？怎么能因蒋介石反共，就咬定他是要准备投降呢？

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未变，但他坚持抗战。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其统治地位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中被共产党取代，但不能因此否认他坚持抗战。

对平型关战斗的宣传和叙述前后不一

在中国，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时，凡抗日总是受到尊重、赞扬的。因此，国共双方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无论是抗战时期进行宣传，还是在其后撰述抗战史，都难免有夸大自身抗日战绩的情况。如果几支军队共同抗日作战，你只讲独有自己抗日，不惜贬损抹煞对立一方的抗战功绩，岂不背离事实？

对抗战初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斗情况的宣传和叙述，就出现前后不一的说法。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林彪）在平型关外蔡家峪——小寨一带伏击日军一支辎重部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日军，缴获颇丰。但这场战斗只是平型关战役中的一次战斗。而当时的宣传和后来不少著作，几乎以这场战斗替代了整个平型关战役的叙述，使一般不了解情况者误以为，平型关战役就只有八路军在那里打仗。关于这次战斗的歼敌人数，把消灭敌军数百人夸大为消灭敌军数千人（原先说是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三千多人，80年代后许多中共党史军史著作已改为歼敌一千多人，90年代有的著作复又改为500余人、600人）。

事实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役，只是9月25日在平型关外东北山地蔡家峪附近，从关沟到东河南村地段，主要在小寨村山沟的战斗，参加部队是一个师，时间只有9月25日一天。而平型关战役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署指挥的战役，集结参加此役的有孙楚、杨澄源、傅作义、陈长捷、高桂滋、刘茂恩、朱德等七个军十数个师的部队。如从9月12日大同失守后广灵、灵邱作战算起，至9月底茹越口、铁角岭南失陷，中国军队从平型关地区撤退，则先后有20天左右。仅在最靠近平型关的地区作战，也有10天左右。

国民政府军大批部队担任平型关正面与日军作战，在许多要点与日军反复争夺，给日军重创。在林彪师于蔡家峪附近伏击战前后，第三十三军第八旅（孟宪吉）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激战两昼夜；第一一五师蔡家峪附近伏击战的前一天（9月24日），第十七军（高桂滋）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搏战，伤亡即达一千多人；第七十一师（郭宗玢）反攻团城口曾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军（陈长捷）为解救第七十一师，攻占鹞子涧，程继贤团几全部牺牲；孟宪吉旅与第六十一军吕瑞英旅在东、西跑池与日军也进行了拼战。最后有第三十四军（杨澄源）第二0三旅（梁鉴堂）的壮烈牺牲。

一些著作中，对第一一五师的团营作战情况都细加叙述，而对其他一些军、师、旅的作战都置于不论。将第一一五师参加的一场平型关外的伏击战斗与整个平型关战役混淆，抹煞其他许多部队的战绩，甚至给人印象，似乎只有八路军积极抗日，其他的国民政府军队不是逃跑，就是溃退。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过去将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的山西甚至华北战局，说成是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从此进入主要地位。实际上，太原失陷后一段时间内，八路军的力量仍然有限。即就山西省而言，几年中，晋军阎锡山部，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以及其他各部军队还大量存在。直到1941年晋南中条山会战后，恐怕才能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代替了国民党政府军在山西作为主要抗战力量的地位。

过去有的著作对中共军队敌后作战中，即使消灭敌军数十人，也用显微镜放大看，称之为著名战斗，而对正面战场数万数十万人参加的一些重要会战、战役却往往一笔带过。

在1943年公布的国共两党抗日战绩的比较文件中，将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处广大地区驻扎的日军总数都算作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的日军总数，于是得出共产党军队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的58%，而国民党政府军仅抗击了日军的42%。这不符合战争的实际情况。

怎样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存在一个从什么视角来分析研究考量的问题，即是从对某一个政党力量发展的利害出发，还是从全民族的利害出发来研究之区别。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站在中共一党保存和发展力量的角度，甚至连最值得大力宣扬的第一一五师参加的平型关战斗，也要被指责为违反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因为这次战斗八路军也有相当的牺牲和损失。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对林彪的批判，就出现过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强调要从有利于共产党军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评判是否应打平型关战斗的极致。80年代，有论者就此进行了批驳。

对1940年八路军总部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在评价上历来发生较大的争议，也是这方面的例证。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原八路军副总指挥）后，对百团大战几乎全盘否定。彭德怀冤案平反后，中共党史军史学界对此役的评价仍有争论。虽然多数论者都重新肯定此役积极抗日，予敌重创，但仍然有人坚持说此役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发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残酷扫荡。这完全是从保存和发展八路军的力量的角度出发作分析。

如果从全民族抗战的立场出发，只要是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即使作出相当牺牲，不都是值得赞扬值得肯定的吗？如果仅从保存自身力量的立场出发，那么国民党政府军打了那么多大会战、大战役，每战牺牲多少万人，岂不都是应该避免的了？假如是这样，还谈得上什么抗日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还指靠谁来抗战呢？

国共两党都参加了抗日战争，但是两党的抗日目的和奋斗目标并不相同。1949年前，在国内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对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49年后，这种情况还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两党领导层都已经更换了几代。度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

最近，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亲民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三方都表现出，愿以共同的中华民族立场，展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这受到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的欢迎。国共敌对状态应当可以从此化解了。

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战结束后，处于政治敌对状态下制订的文件，或者领导人的讲话，我们现在不能照搬过来，代替对历史的研究，依为结论。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原则，以往的种种文件、讲话，都需要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才能判断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个年头了。对于六七十年前的这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究竟应当怎样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是值得思考的。

民族的利益应当高于政党的利益。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无论如何，应当完全走出片面狭隘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圈子，转入从客观史实出发，还原历史真相，这样才能走向学术正轨，才具有科学性，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文/特约撰稿员京中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抗战史专家)(凤凰周刊)

陪你一起死

关于抗战时期伪军的一些情况
http://news.163.com　2005-08-06 18:30:24　来源: 网易论坛　　　网友评论 25801 条
作者：qiwangfeng11

要想灭亡一个民族只有从文化上消灭她，肉体消灭的已经不太可能成为现实，作为截然相反的两种文化，要想同化我们十分困难，日本对我们历史的研究比我们自己都还要客观深入，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中的弱点和死穴，而且现在我们和他们的文化相比，不用遮掩的说不占什么明显优势。所以，熟悉中国文化的日本找了许多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遮羞布，可是偏有人自欺欺人的以为，这就是维持，不是汉奸。所以就有了伪组织，有了伪军。

从１９３２年３月成立的伪满洲国，到１９３７年成立的"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还有在北平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１９３８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再到１９４０年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伪国民政府。。。。我们痛心疾首地发现，在这些伪政权"治理"下，在伪军的枪口下，大量的金钱、粮食、矿产被源源不绝地运往日本，抗日武装被反复"扫荡""清乡"，中国百姓被血腥屠杀……

而由于日本不解决伪军给养，靠伪政府自筹。所以伪军一直存在两大问题，待遇和士气。因为为解决前线作战兵力不足的现象，日本本来希望利用当地现有的兵员维持统治，招募当地人来负责占领区治安。根据日本占领区的傀儡政权的管辖范围，设立如"南京国民革命军"、"华北治安军"等各种武装，各傀儡政权没有相互干预伪军活动的权利，但日本军官有权随时调遣任意地区的伪军。

1938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000人，随著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其实刚开始，伪军扩充的并不厉害，这点不得不承认，委员长控制军队还是很有两把刷子的，但是好景不长，在1942-1943年期间国民政府推出"曲线救国"口号，许可国民革命军指挥官在面对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指令后，伪军数量开始爆炸性增长。根据在抗战结束后的统计，在华伪军建制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其中除了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治安维护外，绝大部分的伪军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扫荡"或者"治安强化作战-日本的说法"，其中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除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被缴械的大约是118.6万人，而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1945年有40万军警。但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也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因为那时候逃亡和被改编的大多没有被统计。这个数量的伪军几乎超过在华投降日本军队的数量——-120万（而这个日军数量还包括在台湾和越南北部的的日军，而这些日军一般是不在抗战实际作战数字里的），但指挥伪军的却是日本军队。

伪军和伪政权大致上属于三个系统，汪的中央政府中央军，25万以上，王辑堂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军10万，后来叫皇协军，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蒙古军1.5万，地方团队25万。其中，国民党正规军投敌50万，中央委员22人，就山东来说，1940年，地方军及正规军18万人，投敌1941年4万，1942年6万，1943年3万，3年投敌13万，山东伪军，1940年8万，1941年12万，1942年15万，1943年18万，3年增加10万，到1943年，山东只剩下东北军51军于学忠部以及地方少量部队，总数只有3万，而冀察更干脆，10万人马只有新8军高树勋1万人枪。

正如伪政府的所有决策要听命于日本顾问一样，伪军队的所有行动必须听命于日军。日军对伪军重要的控制形式就是作战会议。伪军参加日军的作战会议，几乎没有发言权。作战，打头阵永远是伪军。那些汉奸省长、警备司令、警察厅长，听起来官名比日本参事、日本顾问大得多，实际上，不过像木偶戏里的小戏人子一样，无论怎样蹦跳都是身不由己。

全国伪军除伪正规军外，尚有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全国伪正规军三十二万七千四百人，伪地方武装二十九万九千八百人，共计六十二万七千二百人。计华北伪正规军二十万零九千四百人，伪地方武装十七万八千人，华中伪正规军九万四千八百人，伪地方武装八万五千人。华南伪正规军二万三千二百人，伪地方武装三万六千八百人。

陪你一起死

弱国战略成功的典范：中国日本对比



日本无条件投降60周年的日子在慢慢临近，但中国是否战胜了日本这个疑问，却是60年也挥之不去。



有的日本人就说：“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或者说：“日本败给了美国，而没有败给中国。日本在中国业已获胜。”日本人的这种论调，就是在中国人里面也并非没有一点市场。



中国国力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



直观上来看，自从中途岛战役之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比如，中途岛战役，日本丧失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275架，阵亡3500人。莱特湾之战，日军4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被击沉，飞机损失数百架，并有一万多名飞行员和水兵丧命。冲绳岛战役，日军死亡至少有10万7千人。在中国战场找不出这样的战例。战争结束时，日本一半的城市化为废墟，三分之一的工业遭到毁灭，日本本土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那是美军打击的直接结果。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当时并不具备打出像中途岛之战那般战绩的国力。美国在1943年到1944年，最高生产记录是每天生产一艘船，每5分钟造一架飞机。6年的战争里，美国生产了8万7千辆坦克，29万6千架飞机和5300万吨位的船只。美国是盟国的兵工厂。



对中国来说，日本并不是一戳就破的纸老虎。日本是当时的工业强国之一。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经济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工业增长速度年均9.9%。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值的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吨。而中国，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没有生产能力，仅能生产少量小型舰艇，其主要部件和原材料还必须依赖进口。1937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



“七七事变”前，现代工业仅仅占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这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外资企业的产值在内。中国工业总产值不过13.6亿美元，不到日本的1/4，而中国人口却大约是日本的5倍。在重要的战略资源方面，“七七事变”前，中国的钢年产量是4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中国仅为日本的1/145；中国石油年产量为1.31万吨，日本为169万吨，中国只有日本的1/129；中国铜年产量为0.07万吨，日本为8.7万吨，中国是日本的1/121。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



就空中和海上力量而言，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能够参加战斗的飞机只有223架，而“七七事变”时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960架，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640架。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实际作战舰艇只有60余艘，排水量共约6万余吨，且不说多为超龄旧军舰，仅仅就排水量而言，也只有日本海军的1/20。中国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还是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当时日本的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也正因为中日两国硬实力相差悬殊，19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不被日本侵略者放在眼里的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问战争所需时间时说：“一两个月就足够了。”



弱国战略谋划的胜利



可正是这个中国，在1941年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之前，独自跟日本鏖战了4年多。这是二十几个“一两个月”。日本“予敌一击，结束战局”的美梦化成了泡影。中国军民是在用血写历史，用血捍卫疆土，用血证明中国不好惹。虽代价之惨重史无前例，可中国在战斗，没有屈服，没有胆怯。英国不是在实力如此悬殊的状态下迎战德国。法国不是在强弱对比这般鲜明的格局里跟纳粹较量。斯大林不是在这样的劣势中跟希特勒对抗。贝当政府的巴黎投降了，重庆还在战斗。中国军人用生命谱写着保家卫国的悲壮旋律。



中国贫弱但不软弱。



史沫特莱的《中国战歌》里写道，她刚到重庆的时候，“有多达二十四架的中国战斗机升空拦截那些轰炸机，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战斗机的数目越来越少。有一次，我看见单独一架中国战斗机追逐一群溯江而上的轰炸机。在那样一种时刻，我曾希望有能力为那一架小小的飞机写一首不朽的诗。”这个故事发生在1940年的重庆。



虽然史沫特莱不朽的诗没有留下，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却可以为这个一架飞机的战斗留下万代千秋的敬意。正是千万将士不成功即成仁的军人精神，才成就了一个威武不屈的中国，苦撑待变，以求最后的胜利。也是因为这样，日本打了8年，不但没有得到它梦寐以求的最后胜利，反而在泥潭里越陷越深。



卫国是一门艺术。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弱国的独立与生存需要大智慧。说正义必定战胜邪恶，那是一种鼓励，一种自信。我们需要这种鼓舞、这种自信。但是，这不应该妨碍我们意识到，古今中外不乏弱国消失在强权铁蹄之下的悲惨案例。中国是一个与日本硬实力相差悬殊的弱国，冷静的智慧和英勇的精神，对于保家卫国同样重要。中国卫国战争的胜利不只在于歼灭了多少日寇，击落了多少架日本飞机，炸沉了多少艘日本舰艇，还在于是一个弱国战略谋划的胜利。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正确的战略方针。1938年2月蒋介石发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他提出：“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两个条件，就是我们抗战必胜的最大武器。……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在艰难岁月里，中国人流着血，咬着牙，撑下来了。



作为弱国，中国的战略并不是将胜利建立在单纯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之上，争取友国一直是中国抗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6月蒋介石和英国人李滋罗斯谈话时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中国以大西南为根据地，不但坚持到了英美参战这一天，而且坚持到了最后。这是弱国的智慧和远见—面对生死存亡挑战时的弱国的智慧和远见。



已经不存在孤立的两国间战争



拳击赛是限定时间一对一地打下去。那种认为中国没有战胜日本的论调，实际上就是把中日战争看成了中日之间的拳击比赛了。直观上看，如果仅仅从伤亡人数，从是否丧失阵地而言，中国确实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战场上败退的记录，而日本占领中国的国土是越来越多。以拳击场上的标准衡量，似乎中国中的拳数很多。然而，最后趴下的是日本。因为国家间的战争不是拳击赛，不是说那身强力壮的拳手最后就一定能打败那身体瘦弱的拳手。战争的结局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这各种因素并不会只按日本人的如意算盘出现。



20世纪已经不再是满清或者蒙古大军风扫残云南下的时代了。经济技术的发展，改变了17世纪之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日冲突不只是中日之间的事。问“中国在没有外因的情况下能够单独战胜日本吗”这样一个问题，相信所谓8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之类的说法，实际上就是缺乏战略眼光，既没有理解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道理，也没有理解国家自强自立的真谛。



其实，老谋深算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权威北一辉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1932年4月，北一辉在《关于对外国策建议书》里就说：“在现代世界中，已不复存在诸如日俄战争或德法战争，仅限于日美两国间之战争矣。”北一辉看到了“中国寄希望于美国最终能攻击日本”。北一辉看到已经不存在孤立的两国之间的战争，但他依然鼓吹战争，那是因为他狂妄。而那些认为中国没有战胜日本的人，则是战略上的无知。



由于日本三个月征服中国的美梦破灭，中国的持久消耗战略使得日本陷入了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仅就日本军费开支而言，1937年军费预算为14.1亿日元，占当年国家总预算的47%，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1939年，日本军费开支高达61.56亿日元。到1941年，日本的军费开支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8%。



日本如果不能速战速决，也不得不在中国搞“持久战”，那就面临着对华战争转移成国内危机的政治风险。日本不甘心中途撤兵，也不敢中途撤兵。日本如果想吞下中国这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庞然大物，就必须切断中国的外援路线，以尽早解决中国问题。而日本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控制东南亚地区，这样一来，就势必跟英国和美国发生冲突。此时，局势到底会怎样发展，就不是日本自身能够掌控得了的。



虽然各国在战场上消灭的敌人有多少之别，但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盟国一起打败了法西斯国家，而不能孤立地割裂开来，说只是某个国家打败了另一个国家。反法西斯的盟国是一个整体，各国在不同的角度起着不同的作用。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并非无足轻重。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儿子伊里奥特说的那段话，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答案：“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



当然，在情感上，有些日本人接受不了；在直观上，也有中国人想不通—明明日本军队占着上海，占着北平，似乎并没有被中国军队打败，怎么能够说中国战胜了日本呢？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惨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刻之前，中国绝大部分被日军占据的国土并没有收复，绝大部分日军也没有遭到中国军队包围或者歼灭，而且纯粹从军事上来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确实是胜多败少。这是历史事实。



不过，之所以大部分中国沦陷区不是在中国军队的炮火之下解放，一方面有中国军力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也有地缘方面的原因。因为日本跟美国在太平洋上交锋，必然离不开制海权和制空权的争夺，日本一旦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原料严重依赖进口的小小岛国来说，那就是末日到了。因此，在中国战场上还没有出现排山倒海的解放战争，日本就投降了，也是形势使然。当然，这也是中国的幸运—大部分中国沦陷区没有在解放之前再遭一次猛烈的炮火打击。



8年战争，日本以笑开始，以哭结束。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它还能只向美国认输，不向中国投降吗？这就是成功，这就是胜利。不过，中国最大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



中国抗战胜利，是世界史上弱国摆脱强国欺凌的成功范例。企图蛇吞象的日本失败了。如果战略失当，强国也会挨打。日本的失败，成了这一教训的经典注脚。文/主笔　黄钟(凤凰周刊)

陪你一起死

日军暴行图片，苦难的中华民族啊……http://news.163.com/special/k/000113C3/kangri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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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你一起死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中日两国关系却在今年跌入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钓鱼岛、教科书、靖国神社等问题一再成为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



前不久，出访日本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突然中止访问，回避了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会面。当记者以一些日本官员认为吴仪此举有背外交礼仪询问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孔泉时，孔泉反问“（日本政府）最近接二连三地就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发表错误的言论，难道心中没有丝毫歉疚吗？”细究今日中日关系中的几大症结，几乎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即便其背后有今日两国国力较量的因素，也多借历史问题的纠葛来展现。



60年前两国处理战后关系时所遗留下来的种种伏笔和隐患，多成为今天的争端和尴尬。



艰难的民间索赔—为什么免除日本赔偿



1992年，曾被逼做日军慰安妇的中国妇女万爱花等人赴日本控诉，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此举开了大陆民间要求日本进行赔偿的先河。至今，中国大陆已有很多因慰安妇、劳工、毒气弹、大屠杀等战争问题而对日本提起的民间索赔案例，但是胜诉者寥寥无几。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步平对《凤凰周刊》说，现在的对日民间索赔有三个方面：日本法院是否承认伤害事实；日本法院是否承认这些伤害的责任应由日本政府承担；日本法院是否认为应由日本政府进行赔偿。



他说，现在很多中国人在日本法院的诉讼都能实现前两个方面的要求，但是要让日本人承认第三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国人应该了解现实情况，并不是获得了赔偿才能代表胜利。



日本法院在判决中常常引用的条文就是中国政府在战后放弃了对日索赔的要求，而以国际惯例和盟国对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战争赔偿一般都是一揽子方式，不存在国家赔偿与民间赔偿之分。



目前，关于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的原因，大陆多解释为出于友好考虑，或者是领导人的宽宏大量等。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即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但是，依据目前大陆公开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当初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与其说是中国人的宽宏大量，倒不如说是日本人充分利用了战后中国政局的混乱，取得外交胜利。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曾撰文称，1951年，盟国对日本和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此前美国方面曾经表示，中共与已经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共同派遣代表参加。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拒绝中共代表与会。与新中国建交的英国则拒绝国民党政权代表参加和会。最后作为妥协，美英双方决定中国政府不参加这次对日和会，而由日本自行决定与哪一个政权签定和约。战败国日本因此享有了选择权，并最终选择与中华民国签订和约。



日本选择当时还在国际社会代表中国的国民党政权，既是美国的希望，也因为国民党政权“无权请求赔偿”。



对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来说，刚刚丢失大陆，非常希望能够在国际上继续保持它的盟国身份和地位。所以国民党政权的心态是非常渴望与日本签定和约，签约行为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意义超过了和约内容的价值。



曾景忠在这篇题为《1952年台北和议中日本利用中国不统一逃脱战争赔偿》的文章中披露，在随后与国民党政权的和谈中，日本充分利用了这些弱点。日方要么迟迟不决定选择哪一方进行和谈，使得国民党政权焦躁不安；要么在和谈中动辄威胁国民党和谈代表，如果不同意日方要求，将考虑与中共政权签约。日本甚至在双方快要达成协议的时候突然宣布推翻所有条款，迫使国民党政权接收日方的方案。



最后，日本政府不仅迫使国民党政权承认自动放弃对日索赔要求，而且放弃了中国原本享有的《旧金山和约》中的最惠国待遇和服务赔偿。



这份《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签署之后，日本政府缔约全权代表河田烈自豪地宣称：“它不带一点战胜与战败国国家间条约的痕迹。”



曾景忠对《凤凰周刊》透露，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进行建交谈判，原本也是准备好了进行赔偿的。但是当时中国大陆与苏联交恶，急需在外交上打开新的路子。加之国民党政权曾经代表中国以和约的方式正式放弃了赔偿要求，故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就放弃了赔偿要求。



作为政治需要，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大陆民间对日索赔要求是被压抑的。有官方媒体人士透露，在八十年代，大陆官方内部还曾经要求中共党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得参与民间索赔活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官方对民间索赔逐渐由默许到支持，但成效不明显。





归去来的钓鱼岛—为什么日本能够“得寸进尺”



位于台湾海峡东北的无人小岛钓鱼岛近年来成为中日矛盾中最为实质性也最为敏感的纠葛—领土纠纷。



对钓鱼岛问题颇有研究的台北市市长马英九曾经发表文章称抗战胜利后，美苏两国曾经打算把原本是中国从属国的琉球群岛交还给中国。当时蒋介石忙于准备内战，中国也没有海军，所以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派兵接收，而是主张琉球独立。随后，琉球由美军托管，美军当时划定的托管区就包括了距离琉球不远的钓鱼岛诸岛。



1958年大陆出版的地图集在“台湾省地图”中并没有包括钓鱼岛。1967年出版的大陆地图仍然将钓鱼岛划在了地图之外。直到1972年，大陆出版的地图才将国境线向右移了几度，将钓鱼岛划入其中。1953年，《人民日报》在文章中也曾将钓鱼岛列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并按日本的说法，把钓鱼岛称为“尖阁诸岛”。中国的这些疏忽一再被日本利用，在双方争辩中使中国被动。



1968年，联合国勘探发现钓鱼岛周围海域可能蕴藏大量石油，于是中国大陆、台湾当局、日本政府纷纷表示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这导致香港、台湾和在美国、欧洲、日本的华人爆发了第一次保钓运动。



这次保钓运动的直接成果就是：美国将琉球群岛交给日本（成为日本今日之冲绳县）的同时，宣称仅将钓鱼岛的“行政权”交给日本，主权争议由当事国自行解决。



大陆方面于1971年多次在官方媒体上发表措词激烈的文章，批评日本及美国窃取了中国的领土钓鱼岛。1972年中日建交后，钓鱼岛问题在大陆迅速降温。但香港和台湾的舆论一致没有放弃对钓鱼岛的主权要求。



近几年来，保钓运动在大陆愈演愈烈，大陆保钓人士甚至能够几次组织力量出海保钓。但台湾的保钓运动却渐渐熄火。



今年4月间，大陆掀起反日游行高潮的时候，台湾的反日活动几近于无。台湾保钓行动小组执行长黄锡麟当时在接收《凤凰周刊》采访时表示，台湾当局对于保钓活动采取相当严格的限制措施。台湾保钓行动小组曾经想租用渔民船只前往钓鱼岛，但被台湾当局阻止。官方威胁渔民，如果他们将船只租给保钓人士，将会取消给整个渔业协会的津贴。有时，保钓人士已经付过定金，渔民受到的压力太大，而将定金退还。



黄说：“尽管钓鱼岛距离台湾只有90海里，但是台湾当局就是不让我们去。我们现在在台湾根本开展不了什么保卫钓鱼岛的工作，经常要到大陆来搞。”



曾景忠对《凤凰周刊》说，台湾对日本的情感非常复杂。当初败退台湾之后，国民党政权在亚洲的最大合作伙伴就是日本，它不得不利用日本。现在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被挤压得非常小，所以它对日本的依赖就更强烈，它的孤独感和对大陆的不认同感也越发强烈。这也是台独势力总是献媚日本的原因。



嚣张的军国主义—为什么日本不学德国



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不为侵略战争道歉，日本政府的种种行为使得中国人无法在情感上接受日本。大陆民间时常责问日本政府为什么不学德国政府，彻底反思其军国主义的罪恶，向受害国道歉？



历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日本不道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初美国邀请国民党政府一起占领日本的时候，蒋介石为了准备内战而放弃了这一权力，使得日本并不像德国一样由几国共同占领，而是由美国一家占领。美国除了军人之外，普通民众和政治家对日本缺少切肤之痛，加之冷战需要，所以对日本的制裁，特别是对其军国主义传统的根除，远远比不上在德国的所作所为。



在战后对日问题上，中国总是显得过分宽容，大量日本战犯被无罪释放回国，很多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因为内战而被关押。葛剑雄说：“侵华日军的司令官冈村宁次被无罪释放，你怎么能让日本人也认同他的部下是有罪的？现在日本已经是战后几代人了，你又怎么能让他们的后代相信他们的父辈是有罪的？”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政府每年都会派遣代表团到日本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的纪念活动，而日本政府却极少派代表参加中国的抗战纪念活动。在八十年代以前，大陆也没有标志性的抗战纪念场所。此后，大陆才开始兴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卢沟桥的抗战纪念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一位画家到日本访问后写了一篇文章，说在日本听到日本人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人数问题，他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曾景忠对《凤凰周刊》说：“我是直到看到这篇文章，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的。”



葛剑雄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最大的受害者的中国人民，也缺乏犹太人那种坚忍不拔、一丝不苟的精神，对死者和生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中国3500万的死难者，对南京大屠杀30万受害者，我们能像犹太人那样将他们的姓名一个个列出来吗？”



在接受《凤凰周刊》电话采访时，葛剑雄说：“如果当时中国是统一的，很多问题就不会纠缠到今天。任何外患都有着自身的内部原因。”